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确信只有让国家的治理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握有不受或不完全受法律限制的权力，才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会秩序。”6与人治模式假想的“人性善”观念不同，现代法治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假说上的，它是最客观、最现实和反人治的先进治国模式。揭示和宣扬制度权威的法治意蕴，不仅是维护法律权威的客观要求，也是与人治传统与行为作斗争的基本方法。

　　二、制度为什么有权威？

　　1989 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博士时指出：“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71992年，邓小平同志又谆谆告诫全党：“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8在这些言论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制度比个人更可靠。支撑这一命题或论断的基本理由是：制度有权威并且大大高于个人权威，制度权威更适合现代社会管理模式并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潮流方向。

　　从词义上分析，制度有两大含义：一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二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体系”。9据此，人们可以这样理解，各种制度其实就是规范特定主体行为并形成秩序的事物。人们对社会制度的宏观了解，可以通过对制度的分类分析获得。从内容上看，有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等制度；从主体上看，有政党、团体、法人和个人等制度；而从制度层次上分析，则有国家、社会、党团、行业、单位和团体等制度……此外，还可以从效力范围大小、制定主体、立制宗旨目的、规范性质和制约方式方法等角度进行划分。在不同类别制度中，还可以进行多层次的、更具体的细化划分。所谓制度权威，是指特定制度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制度之所以有权威，是因为：

　　（1）制度是各种社会规范的载体。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曾经出现、存在并正在不断产生着越来越多的形形色色的具体制度。在现代社会里，自然人既是独立的个体，也是必须接受社会规范约束的社会人。各种形式各异的具体制度，纵横交错，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与角落。但不管如何，这些制度不外是各种社会规范与行为规则的载体。这些社会规范与行为规则在其产生、变化和发展过程中已逐渐形成了某种内在约束力，即权威。制度在承载社会规范的同时，也很自然地接纳了社会规范所包含的权威，如政治权威、法律权威、道德权威、宗教权威、学术权威和技术权威等。相当一部分制度权威直接来源于特定的社会规范及行为规则，它不过是通过制度反映出来而已。因此，制度权威也是社会历史、社会文明和社会正义的精神传承，且与制度尊严唇齿相依。

　　（2）好制度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意志与利益。制度有良莠之分，好制度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而坏制度则是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科学、文明而公正的制度反映了人类文明并代表了制度指向的绝大多数人的意志与利益，能够得到人们的自觉拥护与遵守，这是制度权威产生的根源所在，现代法治为好制度的生长创造了越来越好的的条件与环境。相反，那些根据个人或极少数人意志产生的坏制度，由于与大众意志利益背道而驰，其施行只能靠强权维持，制度权威根本无从谈起。从历史发展观上看，淘汰坏制度是一种必然的社会选择，而好制度则会越来越多，制度权威也会日益彰显。

　　（3）制度实施有保障。制度权威还意味着制度的实施是具有保障的，这些保障包括法律保障、社会舆论监督、道德评判、传统习惯力约束和主体的自觉遵守等。这些保障中，既有法律保障，也有非法律性保障；既有有形保障，也有无形保障（如习惯力、道德和名誉等）；有强制性保障，也有非强制性保障；有制度内保障，也有制度外保障；有物质性保障，也有非物质性保障；还有制度之间的互相保障等。在其中，法律保障及社会道德保障一直发挥着主流保障作用。尤其是，法律权威正成为防止、抵制人治和人性恣意的大克星。人们对制度的自觉遵守和普遍养成尊重制度权威的习惯，也为制度权威的普遍确立提供着越来越强大的精神与行动支持。

　　（4）制度约束个人权力权利。在现代社会里，个人只是权力的行使者或权利的享受者。制度产生（承载）权力权利，当然也约束权力权利，现代法治不允许存在超然于制度之上的权力与权利。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以外的权利”。10制度是社会管理的基本方法与手段，个人的管理才能只有通过制度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法治社会承认存在个人权威，但制度高于个人，制度权威也高于个人权威。从个人权威的构成上分析，除人格力量外，个人权威主要来源于制度权威。换言之，个人权威是建立制度权威（如相关职权职务产生的权威）之上的。没有制度权威，就不可能有个人权威。从公信力、约束力和影响力上比较，个人权威则永远无法与制度权威相提并论。由于个人权威存在局限性，个人权威不能也不可能对庞大的社会管理体系形成全方位的影响，而制度权威更适合现代社会管理模式并主宰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与方向。没有制度权威，权力权利就很容易被滥用，其造成的危害比无制度或制度缺损造成的危害还要大。制度权威高于个人权威，个人权威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制度权威，这是最基本的法治观。

　　那么，为何制度权威在我国未能普遍树立并充分展现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三：其一，人治观念没有完全被法治观念所替代，制度权威与个人权威错位，社会管理对个人权威特别是对各级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的权力权威依赖过大。制度虚置、制度扭曲、对抗抵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朝颁夕改、搞特殊化、制度异化和制度权威意识薄弱等问题的出现，不外是人治观念行为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和制度权威与个人权威错位的结果。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是：民主集中制向来被公认为一项很好的约束权力的政治制度，但由于制度权威没能真正树立起来，从而使这一制度的价值与作用并没有在我国得到充分的发挥；其二，各种客观因素对制度权威构成制约。包括历史、体制、政治、经济和立制技术等方面的因素。由于制度在性质、层次、目的、效力大小及范围、实施方式方法和约束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制度难以形成体系、形式等方面的统一。制度滞后、制度不科学和制度的规范难度大，致使制度权威往往在不同制度的冲突或外力的不当干预中消减，制度的优越性也因此没能得到充分体现；其三，制度保障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为：很多制度没有制定相应的制度保障措施、不注意利用法律道德手段设置制度保护屏障、具有自身特点的有效的制度保障措施没有被挖掘利用、只重视权力权利设定而忽视义务职责设定、制度之间的互相保障重视不足、制度保障方法单一和制度保障缺乏足够的物质支持等。

　　三、如何树立与展现制度权威？

　　既然制度权威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目标与价值取向，那么，该怎样树立和充分展现制度权威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眼：

　　（1）确立完备的好制度。完备的好制度是制度权威产生的基础，没有良好的制度建设，制度权威便会成为空谈。法治既然必须以良法为基础，法治所依赖的各种制度也必须是好制度。否则，法治的优越性便无从谈起。制度建设必须坚持质量相统一，不仅要重视量的积累，而且要注意质的提高。在合法性基础上，判别制度的好坏，要看制度有无确立的必要性，制度是否具有科学性、公平性、稳定性和民主性。制度具有合法性基础或不违反法律规定的精神是制度产生权威的最起码条件与前提，各种制度的建立还必须符合道德特别是社会公共道德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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