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除非破坏其中的一部分以保全整体，例如宣布戒严、限制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等宪法基本权利的行使。这种做法比少数不妥 协分子拒绝服从宪法更危险，因为并非所有的宪法条款都是同等价 值的。如果政府是有道义有权威的，它就必须作出恰当的选择：宪 法中的哪些部分需要拯救，哪些部分必须暂时停止实施，哪些部分应该抛弃。

一国宪法之所以具有道义上的权威，在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看来是 因为它把政府的权力建筑在自然法的基础和人权的保障上。美国独立宣言宣称：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天赋人权。所谓天赋人权，就是说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等权利是人生来所固有的，并非法律的恩赐。

诚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所谓“自然法”，是指客观存在的法则或自然成长的习惯法，它不同于立法或一次制定的国家法。这是罗马法学家对法的理解。自然法思想为我 们服从法做出了合乎道义的解释。说到底，法律应该是以理服人的 东西。我们服从国家立法，原因就在于这些规定在某种意义上乃是 我们应该做的。

西方中世纪将法解释为“上帝的意志”，公元前一世纪时，罗马的 斯多噶学派认为法是理性和人性的表现，带有普遍价值。奴隶制在 罗马的制定法下是合法的，在自然法下则是非法的，因为人是生而 自由、平等的。凡与自然法冲突的法都不是真正的法，因为任何一 个统治者或统治集团可以把是非置之度外而保持其统治的稳定。 乌尔庇安就认为，正义并非来自民意而是来自自然、来自人性。这 种观点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风靡一时，它否认法仅仅是以国家主权为后盾的东西，否认权大于法。否认权大于法的理由正如著名 的耶稣会法学家喀德伦所说：“这样一来，人们对于每一条法律无 论它怎样荒谬可笑不合情理，也把它视为真正的‘法’；那么一来， 人们将不复有权诉说不公道和不正义了。”根据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的观点，上帝是自然法的制定者，颁布者和审判者。谁不服从自然法，谁就是否定自我、否定人性、否定神，谁就要受到最残酷的惩罚，即内心的谴责，假使他逃脱了 通常所说的惩罚的话。

洛克在他的《政府二论》一书中，以经典的语言为英国1688年反对 詹姆斯暴政的“光荣革命”进行了道义上的辩护：“在人民主体或 任何单个的人被剥夺了他们权利的地方，或生活在一种毫无权利的 权力之下，在地上已无控诉之处，那么也就足以成为向天老爷求救 的原委了。” 他继续写道：“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伴随着信任所授予的一切权力 都受此目的之限制。什么时候该目的显然被忽视了，或与之相背了， 信任也就必然被收回，权力也就落到先前给予者的手里，他们也许 会重新将权力置于他们认为最可靠和使他们最安全的地方。” 洛克的这段话告诉人们，法律和国家不能仅仅依靠强制权力使人服从，这是很危险的，也是很不可靠的。法律必须符合某种更为正当 而有效的东西，例如法律的制定、颁布和实施是为了人民的和平、 安全和公众福利。如果一个当局没有这样去做，反而营私舞弊，残害百姓、侵害人民 的权利，那么这个自称代表国家或人民的当局就在道义上失去了叫 人服从的理由。当然他可以运用手中的强制权力迫使人民服从，但 是根据自然法的真谛，欲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令人服从的力量不 应该是强制力而应该是说服力。

根据人类的理性来解释自然法，进而解释宪法的权威，体现了—种 宪政主义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宪政批判的阵地，相应地也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政治服从的理论根据。来自自然法的观点并没有否定 法律的效力。相反，它表现出对法律的需要，就像洛克在《政府二论》第57节所指出的那样：“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这 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 就不能有这种自由。”

我们提到了西方几位最有影响的哲学家 ----卢梭、黑格尔、霍布斯、洛克，以及几位著名的政治家 ---- 他们以各不相同以至各自相反的观点，不是为无限制的最高国家权 威辩护，就是为有限的政府权力立言；不是为维持现状(法律与秩 序说教)，就是为制止暴政、保障人权、伸张正义提出各自的道义。

卢梭与洛克是后者，黑格尔与霍布斯是前者，林肯则介于二者之间---- 为了维护整个宪法的权威，不惜破坏部分宪法的权威。这些资产阶 级革命时代产生的观点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从道义上而不从 形式主义的法律上来提出人类的要求。

三、 宪法在政治上的权威

法国大革命的先驱者卢梭认为一切重大的法律“不是刻在大理石或 铜版上，而是铭记在公民们的心中”，民心、民意才是“真正的宪 法”。他说：“当旧的法律腐朽了，渐渐消亡了，新的权力有的把它保留下来，有的则取而代之，驱使人民按其心之所向的方式走去，他们 无情地把靠习惯势力生效的那个权威抛在后面，取而代之。人们讲 的是道德，是习惯，但最主要的是民意，一个尚未被政治思想家所 了解的权力实有待它(指民意)在一切方面取得胜利。” 这无疑是说：宪法到底有多大的权威，并不靠它的自称，习惯势力 也靠不住，终究还是取决于民意。这是对宪法法律权威和道义权威的挑战，它吹响了法国大革命的号角。这印证了恩格斯所说的：“ 革命是最大的权威。”

宪法自称权威是—回事，宪法的实际权威则又是一回事。宪法后面 的实际力量对比和宪法文本所记载的东西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相 差十万八千里。宪法规定与社会实际的政治力量对比一致的，就有 权威；不—致的，就没有权威。 把各国宪法拿到这个权威光谱上来检验，不难发现有的宪法是没有 权威的，如曹锟的中国宪法是无耻的拙作，马科斯的菲律宾宪法是 对现实的讽刺；另—些宪法则是完全有权威的，如爱尔兰宪法的记 载就真的变成了现实。大多数宪法在权威程序上介于两者之间，如 英国宪法的“议会主权”现在变成了法律虚构，大选决定政府命运 的宪政主义使英国宪法名实不一，重大问题实际上是经全民表决后 生效的。

纸上的宪法是静止却不变的，但宪法的实施是—个过程，实际生效 的宪法是动态的。发展中国家经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即使在发 达国家，宪法也不是条条名副其实。美国宪法要求政府“随时公市一切收支项目”，实际上国会和白宫都从未向公民公布，最高法院 也宣称该规定不在它的司法管辖范围之内。

同样在60年代通过《民权法案》前—百多年，英国的国会、总统、法院对宪法修正案第14条所谓“平等保护”条款一直视而不见。根 据1981年修改前的《下列颠美洲法》的明文规定，加拿大政府首相 “须向加拿大议会负责，进而向选民负责”，实际上则明确是向英 国女士的代表---- 总督负责。”意大利宪法明文规走“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而立法却使行政长官在“最高审判委员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将司法独立原则化为乌 有。卢梭说得好，宪法权威只能是政治权威，只能取决于民心的向 背。

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中谈到宪法在政治上的权威。他说：“代议机关的立法如违反委任其行使代议权的根本法，自当 归于无效，这是一条十分明确的原则。因此违宪的立法自然不能使 之生效。如否认此理，则无异于说：代表的地位反高于所代表的主 体，仆人反高于主人，人民的代表反高于被代表者本身。若这样的 话，那么行使授予的权力的人不仅可越出其被授矛的权力，而且可 以违反授权时明确规定禁止的事。”由此他得出结论：“宪法与法律相较，宪法优于法律；人民与其代表相较，则人民的意志优于代表的意志。”宪法的法律权威似乎是形式主义的逻辑游戏；宪法的道义权威则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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