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吉迪恩写信给最高法院要求为自己指定辩护律师。其他几个重要案件使得第六修正案在青少年犯罪审判中适用，包括1966年的“肯特诉合众国”（ Kent vs. US）案，1967年的 “高尔特”（ re Gault）案，1970年的温西普案（re Winship），1975年的“布雷德诉琼斯”（ Breed vs, Jones）案和1996年的“伊里诺伊州诉蒙特内兹”（ Illinois vs. Montenez）案，以上案件都要求青少年罪犯必须有监护人陪同出庭。
1962年的“罗宾逊诉加州”（Robinson vs. California）案发展了宪法第八修正案所规定的禁止残酷和非常刑罚的权利。1968年的“艾弗利诉约翰森”（Avery vs. Johnson）案也影响了第八修正案，该案认为，关于监所律师的立法，占用了其他的司法资源。1974年的“沃尔夫诉麦克道尔”（Wolff vs. McDonnell）案推翻了1871年的“拉芬诉联邦”（Ruffin vs. Commonwealt）案，后者把囚犯看作国家的奴隶，前者则为囚犯提供了新的宪法架构内的保护，特别是禁止残酷和非常的刑罚。在第八修正案是支持“恢复性正义还是重分配正义”上存在着巨大的争论，这两种形式的正义针对犯罪的不同方面。“恢复性正义”强调犯罪行为和处罚对社会及个人的影响，而“重分配正义”强调罪犯自身对罪行的悔过。缓刑和假释的观点在第八修正案的发展过程中被质疑。1972年的“莫里斯诉布莱尔”（Morrisey vs. Brewer）案是界定假释制度的里程碑，1973年的“加贡诉斯卡贝里”（Gagnon vs. Scarpelli）案则提出了缓刑的标准。对第八修正案最后的调整是关于囚犯待遇的，包括以下案件：对我们的良心提出挑战的“霍尔特诉萨维”（Holt vs. Sarver）案；1974年关于囚犯基本法律权利的“贝尔诉普罗柯尼尔”案（Pell vs. Procunier）案；1972年涉及死刑问题的“福曼诉佐治亚州”（Furman vs. Georgia）案和1976年“格雷格诉佐治亚州”（Gregg vs. Georgia）案。
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拉开了正当程序革命的序幕，同时也为革命的终结埋下了伏笔。它提供了沃伦之后的伯格法院和伦奎斯特法院推翻先例的根据。他们越来越保守的解释引发了如下争议：该修正案是不是违背立法的本意来保障公民的权利。
正当程序的理念在沃伦法院时期得以发展、实施，而在伯格法院和伦奎斯特法院时期却被终结，后两者都不大认同先前沃伦法院的工作。沃伦与其支持者们的许多努力得不到认同，甚至还受到伯格和伦奎斯特的轻视，他们一直力图修改甚至推翻沃伦时期的许多判决。
伯格法院对沃伦法院判决的修正中，最主要的就是规定了排除规则的“善意例外”。伯格法院从1969年一直持续到1986年，“善意例外”使第四修正案的理念发生了变化，“如果执法人员的行为具有客观的善意，或者他们所造成的侵犯是微小的，则过分强调被指控一方的权利就与刑事司法体系的基本理念相违背。”这个原则随着1984年的“合众国诉莱昂”（U.S. vs. Leon）案而普遍化。此案中，根据一位秘密监察员的报告，警方认为存在合理根据而取得了搜查令状，在里昂的三个住处查出了大量毒品。由于申请令状的根据不充分，该证据起初被排除在法庭之外。最终，通过排除规则的例外使该证据的资格得以认定。在1987年的“马塞诸塞州诉舍帕德”（Massachusetts vs. Sheppard）一案中，警察申请令状时的理由也不充分。伯格法院做出了相同判决。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沃伦法院在1961年的“马普诉俄亥俄”（Mapp vs. Ohio）案所强调的原则，从而修正了对“合理根据”的理解。
伦奎斯特法院对沃伦法院判决的修正主要体现在对米兰达案（Miranda vs. Arizona）和埃斯科贝托（escobedo vs. Illinois）案判决的例外规定。从1986年起至今，伦奎斯特法院一直发挥重要作用。1977年“布瑞尔诉威联姆斯”（Brewer vs. Williams）案确立的“必然发现”原则修正了沃伦法院的判决，该案中的被告被剥夺了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通过支持1984年的“纽约诉跨雷斯”（New York vs. Quarles）案确立了“公共安全的例外”原则，该案中，被告私藏武器侵害了公共安全。“合众国诉迪格森”（U.S. vs. Dickerson）案的判决书中强调了宪法第五、第六修正案的改革，因为被告虽然承认了犯罪，但没有被告知米兰达权利。对米兰达规则的修正仅仅是一种重申，而不是改变。这是伦奎斯特法院时期一个巨大的里程碑，它对美国的刑事司法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仅仅是以上这些里程碑式的案件，伯格法院和伦奎斯特法院还在其他方面修改了沃伦法院的判决，如规定囚犯不受残酷和非常刑罚的宪法第八修正案。“Hands-Off Doctrine（法官放手）”原则的回归，在基于1991年的“威尔逊诉塞特”（Wilson vs. Seiter）案的惩教制度上允许惩戒体系内部的管理人员拥有更大的权力。本案中，阿肯色州监狱的一个犯人控告监狱滥用囚犯。这条原则要求在衡量是否属于残酷和非常刑罚时，要考虑监狱管理人员是否存在“蓄意的疏忽”。1995年，“桑丁诉克纳”（Sandin vs. Conner）案导致了全美刑事司法体系的调整，允许司法正义的分配有更大的灵活性，强调囚犯通过服刑的过程为自己的罪行负责。
沃伦法院之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也被修改。正当程序革命的终结使得联邦最高法院朝着对制定法和判例进行严格解释的方向发展。沃伦法院的司法能动主义和美国的司法审查理念都在伯格法院和伦奎斯特法院新的修正下开始慢慢被瓦解。联邦最高法院今天仍然继续对这些理念进行修正。一个明显的例子，最高法院对布什总统的选择和决定方式仅仅是基于最高法院法官的自由意志，而并非通过一个宪法性判决。正当程序原则会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还是将来会出现转机？
正当程序原则的未来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不能准确预测，但是历史发展的过程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来对将来的情况做出推断。诸多修正陈旧理念的判例已经为正当程序原则的发展提供了方向。犯罪控制的目的与正当程序原则、法律实施的需要与对无辜者的保护将是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持续存在的矛盾。在将来高科技武器和方法泛滥的情况下，控制犯罪的目的必然会有更高的要求。但是，正当程序理念将丝毫不会削弱，因为它是司法正义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政治因素和法院之间的角力也将会是影响正当程序原则的重要因素。政客们统治着当下的美国，但是他们能够控制最高法院吗？总统将会选择谁进入最高法院？不同的总统的不同选择将造成最高法院不同的倾向。因此，最近由最高法院决定的总统选举和布什将会任命谁进入最高法院都成为了报纸的头条。最高法院在做出最终决定时，是否会考虑布什或戈尔上台后会提名什么样的人进入最高法院？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科技进步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也必将影响正当程序原则的未来。宪法修正案会如何对待基因技术？法院如何帮助警方和联邦调查局在正当程序的规制下控制犯罪？宗教冲突在世界范围内的与日俱增，是否需要对宪法作出一些改变，以便能回应这种全球范围的变化？
正当程序原则将来会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有所变化。这源自于互联网在当今世界的广泛影响。1919年的“舍克诉合众国”（Schenck vs. U. S.）案确立的“清楚和现实的危险”原则，将如何规制仅有数据和信息的互联网领域？1925年的“吉特洛诉纽约”（Gitlow vs. New York）案使问题变得复杂，它赋予了警察惩罚危害社会公德、煽动犯罪以及扰乱社会治安等行为的权力。如何根据互联网和技术信息的复杂性及广泛性来控制它们可能存在的流通？
正当程序原则应当继续坚持，在这个充斥着诸如种族、毒品和文盲问题的暴力年代，正当程序是必需的。这一观点在我们收到的“联邦调查局专家对暴力发展趋势预测”中被提及。如果该预测中有关暴力的观点直到2005年还是正确的话，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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