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与富强之间，没有当然的因果联系。相反，宪政本身倒是富强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由是观之，近代中国对宪政的追求，不是出于对宪政的充分了解，而恰恰是由于对宪政及其背景的不甚了解甚至误解，才引发了巨大的热情。
从宪政本身来看，近代中国缺少可以容纳它的几乎一切背景：首先是没有法治基础。中国有法律、有法制的历史很长，但真正的法治建设恐怕只是从20世纪即将结束前的十几年才开始。在此之前是漫长的“礼治”或“德治”的历史，强调的是伦理规范以及思想教化，但无论如何，这与法治的精神是背道而弛的。而法治却是宪政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没有法治，就不可能有宪政。其次，由于没有法治的背景，几乎不可能对宪政的表现形式——有限政府——有真正的理解，而是把它改写成了“开明政府”，讲求上情下达，体察民情，终究没有跳出“民为贵”的老套子，宪政本身所蕴涵的平等和民主的思想几乎被排除的一干二净。进而也就更不可能有真正的分权与制衡。戊戌变法和清末改制套用了“集思广益”的旧价值［6］，自然是非驴非马， 辛亥革命后的“三权分立”也由于缺乏可以相互抗衡的利益集团而流于形式，后来孙中山所提出的“五权宪法”则有“可口可乐＋宫廷御膳”的味道，试图将封建制度中的一点残余（考试院、监察院）生硬地加到资产阶级的宪政制度中去，分权——制衡的本意已面目全非。
跳出宪政这一层，从更深更广的层面上看，则近代中国缺少宪政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文化历史背景。这个原因是最深刻、最根本的，是决定一种制度不同于另一种制度、一种文化不同于另一种文化的根源所在。任何制度都有它自己所赖以产生和生存、发展的土壤，在这个意义上，制度的“移植”是没有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是如何将一种外来制度外来文化消化吸收成“自己的”，使其为自己服务。在这个意义上，移植不是目的，发展自己、壮大自己才是目的。实际上，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一直是求独立、求富强的历史。为求富强而先求宪政，只不过是图强史上的一个小小的迂回过程。而如果在这个迂回过程中迷失于宪政耀眼的外表，就会主观上夸大宪政作为一种制度、一种形式的作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倒因为果。制度是历史选择的，而不是人创造的，准确地说，不是仅靠人的主观愿望就可以任意创造的。人所能作到的仅仅是认识规律，并使自己的创造顺应规律。

【参考文献】
［1］谢俊美.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M］.法律出版社，1997.
［3］亚坦克士多德.政治学〈卷三〉［M］.商务印书馆，1981.
［4］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16册［M］.台北丹青图书公司.
［5］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900～1980［M］.东方出版社， 1986.
［6］萧功秦. 近代中国人对立宪政治的文化误读极其历史后果［J］.战略与管理，1997，（4）.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韬的繁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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