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由贸易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价值冲突具有包容力。独特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人文价值和历史传统，决定了我国接受普遍性价值过程的特殊性和文化上的地域性，也决定了我国在开放经济自由、加强人权保障过程中依然强调民族忠诚和集体认同。这一特殊的文化价值在新时期突出体现为宪法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精神文明的规定，是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自由、民主、平等、文明等一系列冲突性价值的宪法选择和安排。的确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意识到经济增长和民主、自由及与社会团结之间的冲突，今天看来，精神文明宪法规定的意义及其价值怎样估价都不算过分。目前，针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系扩张造成的“后民族格局”（哈贝马斯语），哈贝马斯认为，在实现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和发挥文化认同，特别是政治文化认同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实现文化包容和文化融合。（注：参见曹卫东著：《在权力与话语之间》，载《读书》2000年第1期，第13页。）尽管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定意义上与追求经济自由存有冲突，但是，融合了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内涵的精神文明是反思现代性价值和自我认同的负面作用的结果。这一克服现代性的文化取向在面临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对促进社会团结，实现社会主义，改善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作用是值得认真关注的。在加强一国内部的社会团结，塑造健全人格，克服过分强调自由主义的现代性人格的冷漠、自私、贪婪、过度攫取等方面，在促进更多的人文关怀及世界公民意识方面，精神文明都将可能贡献更多的文化价值内涵，它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推进自由贸易体系过程中的负面作用，还可能为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提供新的认知经验。
尽管价值普遍主义和文化自主之间存有矛盾，但是，文化的力量是根深蒂固的。各国实践也表明，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地方性文化的价值并不会完全消失，而是在一定地域内对一国的政治追求产生影响。应当鼓励人们用每个国家凭借传统和经验为其公民提供的手段来探索和解决这类难题，而不是简单地通过普遍主义来遮蔽文化的现实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无视自由贸易与普遍主义之间的客观联系，则立意于修正和克服影响进步危机的现代性自由主义价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极易蜕变为另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化价值相对主义一样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变种。文化认同的意义不在于拯救失落的怀旧心理，（注：参见［美］罗兰·罗伯森著，梁光严译：《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第十章“全球化与怀乡范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9-234页。另外参见张旭东著：《知识分子与民族理想》，载《读书》2000年第10期第28页。文中指出：“民族认同的问题不是一个向后看的问题，而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问题，它的答案只能在国民全体做出的历史性选择之中”。）而是在冲突与交流以及解决新问题过程中的一种包容力和再生能力。
结语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理解，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制都包含削弱国家主权和国家结构的含义。经济发展和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特别是跨国集团的本土化进一步弱化各国政府的权威。在倡导“宪法爱国主义”（哈贝马斯语）的今天，这一影响必然波及各国宪法的价值安排和实现方式。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越来越多的个人利益依赖于所有其他人的处境，脆弱的全球命运同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面对自由贸易体系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变单一目标为多重目标，重新组合各种价值并促成其实证化是适应这一趋势的表现。无视现实的变化、据守传统理论拒绝作出任何修正，极有可能使一国在面临开放社会、参与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一个经济与政治全球化的世界是十分多样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本国资源发展各自适应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发展模式。通过修宪，我国也在“富强、民主、文明”之外，增加了市场经济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宪法选择，作为这一目标和模式的补充。 对我国而言，价值选择的多样性，意味着必须同时面对和克服前现代性、发展现代性和后现代社会的诸多宪法价值之间的冲突。为适应这些变化，必须在前述宪法价值选择的前提下进行宪法改革，在加强宪法理论研究的同时，区分各类价值的不同属性、设置不同的方式，促成各类价值的实证化。在此过程中，既须加强个人主体的权利保护，也需要开通公民政治权利的参与，还要注重社会团结，用先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包容冲突的各类价值，抑制全球化的副作用，并为自由贸易体系提供一个良好的宪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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