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手段，存在明显分歧，但是，人道主义干涉原则本身已被广泛地接受为习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的确，“人道主义干涉的学说似乎已如此明显地在习惯国际法中确立下来，以致于仅仅对它的限制以及这种限制是否存在有些争议。”此外，对于人道主义干涉的学说，方廷尼还认为，“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看来大多数学者主张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只有少数学者，尽管是声名狼籍的几个，坚持否定这种学说的有效性。”[14]方廷尼的这篇文章有很大的影响。后来的许多学者都采纳了他的观点。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一些学者关于人道主义的著述，主要是根据方廷尼的文章及该文引用的一些权威论述[15].

    然而，研究表明：在19世纪，人道主义干涉的学说事实上有很大的分野。总的说来，那些支持人道主义干涉原则的主要是英美学者，如威廉。爱德华。霍尔（William Edward Hall）、奥本海（Oppenheim）、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吴尔玺（J. D. Woolsey）、劳伦斯（Lawrence）、穆尔（Moore）和斯托厄尔（Stowell）等等；而反对人道主义干涉原则的则大多数是欧洲大陆的学者，如赫夫特（Heffter）、李斯特（Liszt）等。[16]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方廷尼断定“仅仅只有几个学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坚持拒绝人道主义干涉学说，但是在他写的文章后面几段，他对该学说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作了更为稳妥的陈述：“通过这一学说，可以把学者们分为两类，一类肯定人道主义干涉理论已成为习惯国际法；另一类学者则对此表示怀疑”。方廷尼还承认，在国家实践中，人道主义干涉的先例“并不特别多”[17].此外，即使主张人道主义干涉存在于习惯国际法中的劳特派特，后来也承认“人道主义干涉的学说从未成为完全确定的实在国际法的一部分”[18].

    可见，虽然人道主义干涉的学说在学者的著作中明确地提了出来，在传统的国家实践中也能找到，但是它并未成为被普遍接受的习惯国际法。

    三、联合国成立以来的集体人道主义干涉

    （一）禁止使用武力与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

    与传统国际法相比较，现代国际法律体系最大的特点是试图把对使用武力的控制规范化。《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项规定，所有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或以其它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宪章对禁止使用武力有三种例外：

    第一，宪章第7章第42条允许安理会根据其决定使用武力，而安理会的决定是基于宪章第39条“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是否存在”而作出的。

    第二，宪章第51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理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

    第三，宪章第107条准许采取行动反对二战中宪章签署国的敌国。不过，这一条现已成为不再适用的条款。

    1970年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也表明在国际关系中禁止使用武力成为一条广泛的规范。该宣言声明，各国或国家集团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地干涉其它任何国家的内部或外部事务。因此，武装干涉和所有其它形式的干预或试图威胁国家的人格或其政治、经济、文化事务，都是违反国际法的。

    然而，国际法学者对禁止使用武力及其在国际法上的限制仍然存在分歧。[19]因为纵观1945年以来众多的武装冲突，真正的国家实践与其官方声明存在较大的差距。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瘫痪使人们怀疑宪章第2条第4项制定的规范是否仍然有效。

    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宪章为禁止使用武力制订了一条广泛的规则，它已成为了国际强行法。对这种禁止使用武力仅允许非常有限的例外。1986年国际法院尼加拉瓜案的判决沿着这一方向发展，并澄清了有关习惯国际法的一些重要内容，但是许多问题仍未解决，还有待于今后的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断言禁止使用武力这一《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已被不一致的国家实践所废弃还为时尚早，但是一个体系如果没有集体强制行动机制，其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20]

    由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滥用否决权，《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下的集体安全制度在冷战时期很大程度上已不能发挥作用。不过，根据宪章第39条，安理会有几种行动的选择，它既可以采用宪章第40条规定的临时办法，也可以按照宪章第41条和第42条提出建议或作出决定“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这种强制方法与宪章第2条第7项规定的不干涉原则并不矛盾。因为该条明确表示“此项原则不妨碍宪章第七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

    应该注意的是，安理会有权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除非该事项不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范围内。宪章第41和第42条对非军事与军事办法作了区分。安理会根据宪章第41条作出的决定，诸如实施经济制裁是对成员国和目标国都有约束力的。迄今为止，安理会根据第42条作出采取军事强制行动办法的决定，并不导致安理会本身的直接行动，因为直到现在会员国还未就供安理会使用的武装力量与其达成专门的协定。

    然而，如果出现第39条和第42条规定的情况，安理会也可授权会员国使用武力。鉴于在第43条意义上缺乏专门的协议，安理会的这种协议对会员国仅仅是一种建议，它对会员国没有约束力；没有会员国的同意，它也不能要求会员国履行该决议以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它对目标国是有法律约束力，它排斥了基于宪章第51条的自卫，采取非武力的报复以及由安理会授权的会员国针对使用武力而在后来主张的补偿。

    质言之，安理会根据第42条作出的决定具有两重性：对目标国而言，它是具有约束力的决定；而对被授权的会员国来说，它是一项建议，在法律上它能证明除宪章规定的自卫以外使用武力的合法化。

    （二）人权的发展和集体安全措施对人权的保护

    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国家主权原则与人道主义干涉原则的对立，有必要回顾二战以来在国际领域中人权的发展。

    《联合国宪章》的设计者并未把促进与保护人权放在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但到今天，联合国的实践表明，至少严重的侵犯人权会引起联合国各种机构的关切。人权的侵犯已不再纯属各国的保留范围。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后来的全球性及区域性人权条约，导致国际法院在1970年巴塞罗那（the Barcelona Traction Case）案的判决中承认人的某些“基本权利”。此外，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其起草的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中提出了“大规模地严重违反保障人权的最基本的国际义务，如禁止奴隶制、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是一种国际罪行”。国际法院也明显地把尊重人权作为一项普遍国际法的责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必然成为习惯国际法，尽管可以把它作为一般国际法原则的参照物”[21].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如果安理会断定威胁和平、破坏和平以及侵略行为之存在，安理会有权采取强制措施。这里指的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然而，国内冲突和大规模地侵犯人权是否可以看作正在构成对国际和平的威胁或正影响国际安全？ 此外，根据宪章第42条实施的强制措施，特别是授权使用武力，是否至少必须存在一些跨越国界的对外影响？

    安理会的实践似乎显示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国内冲突，特别是侵犯人权，关系到国际和平与安全。1992年1月31日，安理会举行了特别会议。会议发表的声明强调：“国家间没有战争和军事冲突本身并不能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在经济、社会、生态和人道主义等方面的非军事的不稳定因素已构成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联合国成员国作为一个整体，在相关机构的工作中，需最优先解决这些问题。”[22]

    但是，直到90年代，在上述情况下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出有约束力的制裁的决定，只有两个相关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