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也就是一部权利保护史。因而我们不能仅仅将侦查终结的目的定位为将犯罪嫌疑人移交起诉机关、审判机关进而定罪处罚，我们更应当看到侦查终结制度对于将有罪的人及时进行审判，从而解除其不安定状态、保障被追诉者获得及时审判的权利以及解除对无罪的人或者罪不当罚的人的人身、财产的限制或剥夺，从而保障其权利的目的。
由于我国在诉讼上奉行诉讼阶段论，因此侦查、起诉和审判都被认为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同等重要的阶段，没有孰轻孰重之分。侦查终结，作为对侦查结果的评价和处理阶段，它同侦查程序的其它制度一样有着自身的独立地位和价值。这可以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立法中反映出来。因为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用专门的一节对侦查终结制度进行了规定，可见其地位的重要性。
（二）侦查期间的设置
从刑事诉讼立法的国际通例来看，多数国家都对侦查期间进行了规定，而没有对审判期间进行规定；而我国的情况刚好相反，我国对审判的期间作了规定却没有对侦查期间作出规定（这里需要辩明的是，我国刑事诉讼第九节即侦查终结一节对期限的规定，实际上是对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限的规定，而不是对侦查期间的规定，在实践中，人们往往将二者等同）。事实上，审判权是一种司法权，而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审判的过程是法官心证形成的过程，为保障法官心证形成的独立性和充分性，（所以审判的过程）不宜用时间来加以限制 。而侦查权本质上为一种行政权 。按西方学者的观点，行政权的行使应当是有时间限制的，否则公民的权利就会始终处于不安定状态。另外，侦查权的行使较其它行政权而言更易侵犯公民的权利，所以我们应当明确规定侦查期间，一方面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另一方面则因诉讼及时的遵守而保障人权。
那么，我们应当从如何构建侦查期间呢？第一，起算时间的规定。在实践中，侦查的发动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形：一为在基本确定犯罪嫌疑人后的侦查；二为在没有掌握犯罪嫌疑人情况时对犯罪事实的侦查。如果我们将侦查期间的起算时间规定为侦查发动之时，那么在后一种情况则对侦查机关明显不利，甚至会出现还没有查清犯罪嫌疑人而侦察期限就已届满的情况。所以，我们认为，侦查期间的起算点应当自侦查转为对特定人时开始起算。第二，结束期间的规定。按照陈永生博士的观点：侦查期限一般不得超过6个月；案情重大复杂，在6个月内无法侦查终结的，经法定机关批准，可以延长6个月；案情特别重大复杂，在12个月内仍然无法侦查终结的，经严格的批准程序，可以再次延长6个月。所有案件侦查程序的最长期限都不得超过18个月。
（三）侦查终结的条件及处理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侦查终结的条件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对于何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则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这样势必增加侦查机关对此问题的把握难度，导致侦查人员对侦查终结条件的认识主要依据主观经验，尤其是在我国目前侦查人员素质不高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对案件的错误判断。因此，我们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典应当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出详细的规定。
我们认为，所谓“事实清楚”，它应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实体法事实清楚和程序法事实清楚。第一，实体法事实清楚主要包括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清楚，具体指：1、犯罪事实是否发生；2、犯罪是否为犯罪嫌疑人所为；3、犯罪行为的实施过程，具体又包括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方法等；4、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5、犯罪嫌疑人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有无刑事责任能力；6、犯罪嫌疑人的主观罪过；7、应否追究刑事责任。这七项内容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七何”。其次，作为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刑事处罚的事实，这对于侦查终结后处理意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过程中，侦查机关应注意查清是否有诸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排除刑事责任的事实，以及犯罪嫌疑人在侦讯过程中的表现，如是否有自首、坦白等减轻处罚的情形，有无逃跑、毁灭证据等加重处罚的情形等。第二，程序法事实，是指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是否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案以及有无违反程序的情形。“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其一切布置都是为了限制恣意、专断和过度的裁量。” 程序，尤其对于当下中国法治现实中的权力恣意和权利缺失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侦查终结阶段，侦查机关应当查清其在侦查过程中是否有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违背程序性要求的行为，对于通过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同时，应当对有关的侦查人员予以一定的制裁。
“证据确实、充分”是侦查终结的另一个条件。“证据确实、充分”是证明标准的具体体现。我国当前理论界，在证明标准上主要存在“客观真实观”和“法律真实观”两种意见的分歧。但两者对于“证据确实、充分”含义的理解“却不是那样截然对立的。” “证据确实、充分”主要指以下标准：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已查证属实；2、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3、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4、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惟一的结论。 因而，笔者认为，不论是“客观真实观”还是“法律真实观”都必须体现为一定的操作标准，而“证据确实、充分”则是这两种证明标准观的共同的具体表现。此外，我国在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作出有罪判决时都要求“证据确实、充分”。笔者认为，将“证据确实、充分”作为侦查终结的证明标准之一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我国奉行诉讼阶段论，侦查、起诉和审判三阶段在诉讼中有着各自独立的地位。但现实中却由于强烈的“侦查本位主义”，侦查从某种意义上讲决定着起诉和审判，案件在侦查阶段就被决定，庭审成为“走过场”。 因而，对侦查终结的条件作出较高的证明标准要求是应当且必然的。
在侦查终结的处理方式上，我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了两种处理方式：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撤销案件。同时，对于检查机关的自侦案件，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五条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三十四条、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了三种处理方式：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制作起诉意见书；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制作不起诉意见书；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情形之一的、没有犯罪事实的或依照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和不是犯罪的、虽有犯罪事实，但不是犯罪嫌疑人所为的撤销案件。
以上规定对侦查终结后的有罪、无罪及罪不当罚三种主要情形作了相应的规定，但对于侦查终结后的疑案处理方式却没有相应的规定，这是我们值得思考和加以完善的。
我们认为，在侦查期间结束后，案件仍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则应由侦查机关将案件提交给侦查监督机关（我国为检察机关）审查决定，即疑案的认定应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依据，这是疑案认定的客观要求；疑案的审查由侦查监督机关决定，这是疑案认定的主观要求。在作出了疑案的认定后，侦查机关则应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这样的处理机制，一方面是为了贯彻严格的无罪推定原则，以保护被追诉者的权利；另一方面是以中立的第三方对案件性质作出评判，符合程序正义最为基础和核心的要求“任何人不得作自己案件的法官”。
（四）侦查终结的监督制约及救济
从总体上讲，侦查终结会做出两种处理方式，即移送起诉或撤销案件。对于移送起诉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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