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的生成，因为“在‘官本位’文化积淀深厚的文化背景下，由于执法人员的行为方式总是作为‘应当予以效仿的榜样’直接影响着社会公众的态度和行为，任由执法人员擅自抛弃或突破所谓的‘不合理或过时的法律’，将对社会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即各自从自己的标准判断法律是否合理、是否过时，并据此决定该法律是否值得遵守。”[17]

最后，在法治建设初期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严格执行法律也许比任何人为地在法律之外搞所谓“创新”都重要得多；司法实践中任何活动均应以遵守法律为前提，否则，再好的愿望也会走向其反面。因为我国宪法已明确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法治原则成为宪法性准则。因此，一切司法活动都应当坚定不移地遵守法律至上原则，使法律成为司法活动的唯一上司，任何没有法律依据的“试验”、“遍地开花”式的恣意造法都是与法治原则背道而驰的，都应当毫不留情地予以抛弃。司法机关只有严格执法，才能使人们真正形成对法律的合理预期，法律才会受到人们的信仰，否则，法律将会形同虚设，法律的权威性也将会受到致命打击，到那时，建设法治国家犹如空中楼阁。

也许，有人认为“既然改革就应打破陈规，大胆地闯、大断地尝试”，我们认为，这用在经济改革或许合适，但套在司法改革头上未必对路。正如某著名律师精辟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可以在局部地区、部分主体之中进行试验性推行。司法改革则不具备这种条件。司法的统一性以至法制的统一性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变通的原则。司法改革的进程可以是阶段性的，但改革措施的实行不可能是局部性的。‘凤阳小岗现象’不可能、也不应当出现在司法改革之中。由此可以认为，尽管司法改革需要各级司法机构的积极性，也尽管司法改革的着眼点也在司法机构本身，但司法改革的基本路径或时序应当是‘由上而下’，亦即从总体上设计和指定改革现行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的基本方案，并逐步推进与实施。”[18]


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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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超（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