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时期，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不可能避免地产生一些副效应，社会正义、社会正气在当前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导致治安状况相对恶化。在这样的环境下，刑事案件中的证人作证无疑是一种冒险，况且国家又尚不能给证人提供一个安全的作证环境。另外，从案件强度系数分析，越是严重的案件证人作证的恐惧感就越大，因此越是恶性案件法庭上越难见证人就不足为怪了。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传统的力量还是环境的影响，并不是不能动摇的，关键在采取的方式。有人认为仅仅在法律上规定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实在是过于单纯。曾有位法学家告诫过，“法律制定者如果对那些促成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缺乏眼力，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

四、法理学视角：义务不明确、权利义务失衡是证人拒证的制度原因
权利和义务一致,乃是法学的基本原理。因此，证人履行作证的义务应当与其作证应享有的权利联系等在一起，而作证义务的履行又应当与不履义务的法律后果联系在一起。然而，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作证义务的不明确性、权利义务的失衡性，乃是造成证人拒证的最重要的原因。
首先，刑事法第37条规定了“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从法理上分析这是一条义务性规范，但不履行义务会导致怎样的法律责任却无相应规定，不能不说是立法的一个疏漏。在实践中，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如果证人拒不出庭或以种种理由拒绝作证，法律竟然束手无策！而综观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律对证人义务的规定，许多国家都是有法律制裁措施相随的。当然，我国需不需要借鉴他国的做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借鉴这种做法，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但法律对义务的不明确性却亟待解决。
其次，关键的问题在于，对证人作证的权利保障至今困难重重，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笼统地规定了证人有经济求偿权、获得人身保护权等，但这些规定根本没有也不可能落到实处，这就导致证人想作证也要伴以一定代价：第一，在当前生活条件并不十分优越的条件下，对一个证人来说，作证所需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许多国家都有作证费用补偿的专项法规，而我国刑事诉讼和有关法规中均未规定是否应当补偿、由谁负责补偿和如何补偿等基本问题，致使证人要求经济补偿的请求权成为空中楼阁，就算要实行也是于法无据，长此以往必然会挫伤证人作证的积极性；第二，对于证人的安全保障制度尚未健全，导致证人作证顾虑重重。因为证人在刑事案件中作证的风险大于民事案件，证人的人身保护才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目前证人保护特别是事前、事中保护的缺失，以及证人保护范围过窄、种类过少、机制不健全、人员不到位，加上打击报复证人的事件得不到妥善解决，给证人作证蒙上了一层恐惧的阴影。第三，对于特殊证人未能赋予其免证特权，例如因夫妻关系、职业关系、公务关系等具有特定社会关系的人，国外一般都赋予其免证特权，以保护更重大的社会利益不受损害，并把证言特免权纳入到整个权利保障体系之内。我国能否借鉴证言特免权、在多大程度上赋予证人特免权，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但这种从证人角度出发，保障证人权利的原则值得我们引鉴。

文章来源：《证据学论坛》第三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