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和档案的发展，这一附则的重要性仍在不断增强。

在必须传唤辅助证人的问题上，历史发展留下的是一条循环的轨迹。在古老的“文书审”中，辅助证人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些证人是文书所记载之交易形式的必要组成部分。换言之，“文书审”必须包括辅助证人的证言。后来，契约之诉代替了“文书审”，辅助证人也便失去了原来的必要性。虽然法庭仍经常传唤辅助证人，但那就是为了进一步证明文书的可靠性，并不是法律所要求的必备证据。于是，这一规则就扩展到所有需要佐证的文书证据，但是它已不再具有绝对的约束力了。换言之，法律允许提出文书证据的当事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提供辅助证人。而且该规则日益宽松，只要提交文书的当事人给出辅助证人不能出庭的客观理由，该规则就不再适用。即使如此，仍然有人批评该规则是对司法证明的束缚。但是在19世纪的立法中，这一规则又表现出回归的趋势。法律不再要求所有涉及文书的案件都必须传唤辅助证人出庭，但是明确规定在某些种类的案件中必须有佐证。例如在涉及遗嘱和抵押证券或票据等案件中，法律要求当事人必须用辅助证人来证明上述文书的真实性。

不得使用其他证据来置疑或改变文书的合法性及其内容的规则也是文书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变化带来了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涉及文书的证明效力问题。最初，文书的证明效力是绝对的，而且在法律上一直保持到19世纪英国普通法与衡平法的最终合并。后来它演变为新的规则，即“契约不容翻悔”原则。第二个结果则直接导致了“口头补证规则”的诞生。1677年的《反欺诈条例》对“口头补证规则”有着双重影响。首先，它以权威的形式阐明了现代“口头补证规则”的理性依据就是为了防止那些经常由虚假证言支持的欺诈做法。其次，作为补充规定，它要求某些种类的交易行为必须有书面的备忘录予以证明，否则法律便不保障其履行。一方面，它增强了“口头补正规则”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它也为该规则的各种例外提供了立身之地。
（二）口头证据规则的历史沿革

在早期的陪审制度下，英国显然没有发展口头证言规则的需要。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末，陪审团的职责和构成发生了变化，他们必须根据当事人传唤到法庭的证人陈述来作出判决。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是什么样的证人可以被传唤到法庭来宣誓作证；其二是什么样的证据可以通过证人的陈述提交给陪审团考虑。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比较早就完成了，相关的证据规则大约在17世纪末基本成型。

这些规则包括：（1）关于证人资格的规则。一方面，证人必须能够按照严格的形式宣誓而且能够理解誓词的含义和性质；另一方面，证人不能与诉讼结果有直接的利益关系。（2）关于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则。当事人有权要求法庭传唤其认为必要的证人出庭作证。即使证人本人不愿意，法庭在必要时也可以强制其出庭。由于审判的目的是通过了解案件情况的人来查明案件事实，所以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都要求那些了解案件情况的人必须出庭作证。这种强制一般都通过法官代表国王签发的强制出庭令来实现。这也和陪审团的发展历程一样，国王首先规定王室需要的证人必须出庭，后来又把这权利给予了其他诉讼当事人。当然，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没有这种权利。（3）关于证人特免权的规则。由于法律规定了证人必须出庭作证，而且要求证人必须如实陈述其了解的案件情况，所以就有必要对证人的有关权利作出相应的保护，于是法律又赋予证人拒绝回答某些问题的权利。最早的证人特免权给予了律师，即律师有权拒绝披露其为了诉讼而与当事人进行谈话的内容。另外，法律还免除了那些证人的作证义务，如果其陈述有可能使自己受到刑事追诉或者被没收财产的话。这条“反对强制性自我归罪”的规则后来成为了英美证据法的重要特征之一。

18世纪，律师在法庭上对证人进行询问和交叉询问的规则也逐渐形成。实际上，英国律师在此之前就已经有权在法庭上对对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而询问己方证人则是古已有之的做法。随着实践的发展，与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相关的各种规则就产生了，包括证人作证顺序的规则；关于引导性问题的规则；以及对证人可靠性进行质疑的规则。

涉及证言可采性的排除规则是普通法证据规则中最有特色的内容。该规则要求排除某些与案件有逻辑关系的证言。在17世纪之前，唯一的排除规则是禁止在民事或刑事诉讼中把当事人的不良品格作为证据。18世纪和19世纪，排除通过强迫手段获得的被告人口供的规则和排除传闻证据的规则相继问世，尽管16世纪的英国法官就已经认识到使用传闻证据时必须格外小心谨慎。

19世纪是英国证据法迅速发展和不断改革的时代。无论在口头证据还是文书证据方面，各种规则不断增生，而且往往伴有大量的例外或条件性规定。实际上，今天的英美法官在运用证据规则时引用的判例很多都是在1800年至1850年之间确立的，而且许多规则后来也得到了立法的确认。

在19世纪的英国证据法改革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涉及证人资格的规定。例如，19世纪末的证据法明确规定下列人等不具备证人资格：（1）缺少提供可靠证言的智力或精神能力的人，包括有大脑缺陷的人和年龄太小的孩子；（2）缺乏宗教宣誓约束力的人，包括不信仰宗教的人，因为宗教信仰或者其他理由而拒绝宣誓的人，无法理解誓言性质的儿童或其他人；（3）与审判结果有利益关系因而可能产生偏见的人，包括诉讼当事人、当事人的配偶、以及其利益会受到审判结果直接影响的其他人。当然，19世纪的改革也带来了涉及证人特免权、证人可靠性质疑、品格证据、传闻证据和意见证据等方面的变化。这些都对现代英美证据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六　陪审制度的衰亡及其对证据法的影响

自19世纪中期以来，在英国由法官单独审判的刑事案件越来越多。随着刑事案件数量的增加和法院审判任务的加重，法律首先允许那些轻微刑事案件的被告人选择没有陪审团参加的简易审判方式。1847年的英国“未成年犯罪人条例”率先规定14岁以下的实施了轻微盗窃罪的人可以不用陪审团审判。1855年的“刑事司法条例”规定轻微盗窃罪可以不用陪审团审判。1879年的“简易司法管辖权条例”把对未成年人的简易审判程序扩大到只有故意杀人罪除外的范围；对成年人的简易审判也扩大到更为严重类型的盗窃罪范围；1899年的“简易司法管辖权条例”，以及1915年和1925年的“刑事司法条例”又进一步扩大了对成年人适用简易审判的案件范围。尔后，法官单独审判的刑事案件数量迅速增加。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英国曾不断扩大陪审团审判在民事案件中的适用范围。19世纪中期，大约90％以上的民事案件都是由陪审团审理的。但是法院在审判实践中选任陪审员时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于是1883年的“最高法院规则”允许法院在民事案件中自主选择陪审团审或法官审。该规则出台之后，陪审团审理民事案件的数量一下子就下降了大约50％。1918年的“陪审团条例”进一步规定民事案件一般都应该采用法官独审制，除非法院有特殊理由选择陪审团审。1933年的“司法行政条例”又使民事案件的陪审团审下降到12％左右。1934年以后，英国的陪审制已基本上名存实亡了。

早在17世纪，陪审制度便随着英国移民进入北美殖民地的司法系统，而且它在美国的发展大有后来居上的态势。1791年生效的美国“权利法案”对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审判中的陪审团问题分别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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