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死缓罪犯、无期徒刑罪犯都不能被监外执行。一些省份的监狱管理机关在监外执行对象的刑种限定上，也只是禁止死缓和无期徒刑罪犯可以被直接实施监外执行的可能，并不否定被处以这两种刑罚的罪犯，在行刑过程中可以被监外执行。如江苏省监狱管理机关在关于监外执行的具体文件中，规定死缓罪犯、无期徒刑罪犯不能监外执的前提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的罪犯没有被减为有期徒刑。（参见1999年6月11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印发《关于办理罪犯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实放办法》的通知）这一规定的另一层意思则是如果这些罪犯被减为有期徒刑，则可以实施监外执行。虽然仍强调只有有期徒刑罪犯才可能被监外执行，但这个有期徒刑并不仅仅是指量刑时所匹配的有期徒刑。刑诉法第214条与监狱法第17条、第25条所规定的尽管都是监外执行问题，但是由于法语环境的不同，因而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理解为同一回事。在此，刑诉法第214条与监狱法第17条可以认为是语境的同一，内容应当同一，即都阻却刑罚开始之前，处于静态的死缓和无期徒刑状态的罪犯获得监外执行的机遇。而监狱法第25条与刑诉法第214条及监狱法第17条语境不同，人民法院量化的刑罚在行刑过程中，具有了动态性，有期徒刑罪犯中事实上溶入了无期徒刑罪犯、死缓罪犯，因此，量刑时的有期徒刑、行刑开始时的有期徒刑与行刑过程中的有期徒刑不是同一层面的含义，由此导致无法用基本法优于部门法的规则来解决刑诉法与监狱法关于监外执行的所有法条矛盾。两者既可以有服从，监狱法第17条应当服从于刑诉法第214条，也可以有并存，监狱法第25条其实不应当服从于刑诉法第214条的规定。
　　三、关于监外执行立法矛盾的协调
　　从刑罚走向的文明与人道而言，新刑诉法修改了旧刑诉法中关于无期徒刑罪犯可以被监外执行的规定，对监外执行作出了更加严格的限定，只规定了有期徒刑罪犯、拘役犯可以被监外执行，表面上看，这与刑罚的走向是相悖的。笔者认为，作出这样的限定可以理解为是在刑罚开始运作时的一种从严要求，“是出于交付执行过程中，被判处无期徒刑罪犯的人身危险性的考虑。（同上第137页）毕竟无期徒刑犯，多数都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极大的人身危险性，对他们在刑罚之初，采用监外执行，风险很大，客观上仍对社会构成了严重威胁，不能以对刑罚文明的追求牺牲对社会安全的保障。所以1996年对刑诉法的修改，从监外执行适用对象中取消了无期徒刑这一刑种，有一定的合理性。解决立法矛盾，只需对刑诉法第214条在“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之后，“下列情形之一的”的之前增加“在被正式交付执行刑罚前”，从时间上明确界定刑诉法所规定的监外执行是刑罚正式运作之前的活动。当然，刑诉法与监狱法的冲突，更多的问题是在监狱法部分，修改的重点应当是在监狱法部分。监狱法对监外执行的规定，不仅文字表述不够严谨，而且内容上也是前后矛盾。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得知，监狱法第17条所规定的监外执行，其实是针对监狱收监这项工作而言的，刑诉法第214条的规定，是针对监狱收监前的工作而言的，因此，鉴于一致的法律语境，在法律条文的表述上，监狱法第17条应当表述为“监狱应当对交付执行刑罚的罪犯进行身体检查。经检查，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暂不收监。”(其中去掉无期徒刑四字);监狱法第25条规定的是在监狱服刑过程中，罪犯的监外执行问题，它的内容应当表述为“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或被减为有期徒刑刑罚的罪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如果符合监外执行的法定情形，可以暂予监外执行。”这样，就通过对有期徒刑的动态性理解，使处在有期徒刑刑罚执行阶段的罪犯，不受刑诉法对监外执行对象的约束，都可以平等地获得监狱外执行的处遇。人类刑罚的目的不仅是要对罪犯通过惩罚进行正义报应，也要在对罪犯行刑过程中，实施教育矫正。不仅要通过刑罚的威慑防卫社会，也要通过刑罚的人道与文明保障包括罪犯在内的全休公民的应有权利。在罪犯权利保障上，尽可能地给予更多的罪犯人道的处遇，是刑罚文明的表征，我国1979制订年的刑事诉讼法及其他有关规定，规定了无期徒刑犯可以适用监外执行，而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取消了对无期徒刑犯适用监外执行的可能，如果从防卫社会的角度，兼对它进行行刑阶段的限制，还能理解的话，那么监狱在整个行刑过程中，如果都依从新刑诉法的这一规定，则不仅在法律理论上不能成立；刑罚的人道与文明在这一问题上也会走向了倒退。监外执行需要考虑被执行对象的社会危险性,在刑罚之初,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的罪犯,其人身危险性不容置疑,应当规定这两类罪犯不得监外执行,但在行刑过程中,当这些罪犯被减为有期徒刑时,其社会危险性也随之降低,这时,对这些罪犯的社会危险性评价,应当使用有期徒刑的评价惊尺度,而不应当继续坚持量刑时的评价尺度,刑罚的变化体现了社会危险性的变化,否则就不能被减刑。当罪犯的社会危险性程度相同时,行刑活动中有利于罪犯权益的行刑处遇为什么不能根据同样的标准一视同仁呢?笔者觉得，在收监问题上，依从刑诉法的规定是可行的，也是应当的，但在行刑的过程中，依从这一规定并不可取，因为罪犯的刑期，从刑种上看，具有动态性特征，它不是一个一直不变的刑期，无期徒刑犯以及死缓犯被最终减为有期徒刑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在罪犯服刑的过程中，其实只有概念上的无期徒刑、死缓，没有真正的无期徒刑犯、死缓犯。当这些罪犯获得减刑，减为有期徒刑后，就是现实的有期徒刑罪犯，应被施予有期徒刑处遇、赋予其监外执行的可能性。
　　有必要提出,在监外执行立法矛盾上,还有一个关于监外执行法定情形的不一致问题.刑诉法第214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有二种：(一)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同时,第五款又规定一种情形:生活不能自理。具备这三种情形的罪犯,可以监外执行。监狱法第17条规定的情形有二种：(一)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这里没有规定生活不能自理的罪犯,可以暂予监外执行。但监狱法第25条“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监外执行条件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的规定,又把刑诉法规定的三种情形吸收入该条。显然,监狱法第17条应当修改增加生活不能自理这一情形，以避免在收监时刑诉法与监狱法规定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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