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以使得其具有国际竞争力，就成了必须研究的课题。
因此笔者建议取消我国公司法第45条对设立董事会的硬性要求，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立董事会，也可以只设立一名执行董事（执行业务的投资人）。同时，也没有必要求有限责任公司都设立经理职位，因为在小型的、私人性质的有限责任公司中，执行董事实际上履行着管理公司的职能。至于有限责任公司为了管理需要在执行董事之下再设立一些部门经理职位，则是公司的内部事务，法律没有必要强制规定，而应当允许由公司章程来约定上述内容。对于设立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的标准，则可以按照投资者人数的多少并兼顾公司资本的多少灵活地设计。例如可以规定投资者人数达到10人者，得设立董事会，反之，投资者人数不足10人时，应当允许公司只设立1名执行董事，执行董事在经济活动以及诉讼中代表公司。同时，应当对公司法第52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监事会的规定进行调整。该条有关设立监事会的条件规定非常模糊（“规模较大的”）。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强行要求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监事会或者监事，这是因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小，尤其是私人投资者设立的小型有限公司，而小型有限公司的组织设计应当偏重其灵活性的一面。设立监事会或者监事的主要目的在于满足公司的社会融资需求，或者说公司上市、发行债券以及贷款的要求，而小型有限公司的资本需求一般不是很大。如果有限责任公司将来有上市或者融资的需求，则完全可以按照股份公司制度以及证券法的要求改组其内部组织。当然，这并不是说小型的有限责任公司就不需要内部的监督，但是这种监督可以通过其他的制度设计来解决，例如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财务以及会计监督可以由公司会计以及审计法律来保障。对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保护则可以通过资本维持原则以及强化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的民事责任来实现。此外，有限责任公司中也存在劳动者参与公司的民主管理以及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仍然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到解决。实现有限责任公司的职工民主管理，则可以通过劳动法的规定来解决。按照德国的法律规定，凡是雇工5人以上的企业（含有限责任公司），都允许设立职工代表或者职工代表会议。职工代表或者职工代表会议的法定职责就是就企业的涉及职工利益的措施与雇主进行协商，例如招收或者解雇职工、工资与奖金的决定等。雇主在这方面有义务听取职工代表的意见。因此，不要求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监事会，而将公司的管理决策权集中在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手中不但不会损害公司的社会保护功能，例如债权人保护与劳动者保护，而且有利于满足投资者亲自管理公司的需求，提高小型有限公司自身的快速决策能力。必须再次强调的是，以上设想是以公司制度的灵活性与国际竞争力为研判标准的，这是因为灵活的有限责任公司制度设计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投资人设立公司的需要，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公司制度的国际竞争力。
如前所述，在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形式得到简化之后，同时应当强化执行董事或者董事会的责任。具体来说就是要强化董事长或者执行董事对公司其他投资者的诚信义务和对公司的法律责任。即借鉴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有限责任公司法的做法，规定执行董事或者董事长谨慎管理公司的义务和违背该义务时对公司的损失的连带赔偿责任；尤其是在违背资本维持原则抽逃注册资本、让公司给执行董事贷款、让公司与执行董事自己进行交易等禁止性规定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45]。按照德国的司法实践，在有限公司破产或者因为资不抵债而事实上已经破产时，如果债权人证明已经证明投资人兼业务执行人长期地、全面地控制或者影响着公司（即公司之独立人格没有得到维护），而且初步证明这种控制关系或者影响导致了公司的破产（即因果关系），那么法院就会判定业务执行人应当对公司的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即所谓直索责任[46]）。在法律依据方面，德国联邦法院有时采纳了有限责任公司法上的业务执行人对公司的诚实信用义务或谨慎义务[47]；有的则是类推适用了德国股份公司法中关于关联企业[48]的规定 。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案件核心问题还是涉及到法院如何进行证明评价以及如何分配当事人的证明责任（举证责任）问题。通常的做法是，在公司事实上已经破产而又无法证明破产原因是否由业务执行人所造成的情况下，推定业务执行人违背了法定的谨慎义务，除非执行董事能够证明，他尽到了一个通常的业务执行人应尽的义务，即所谓的免责证明[49]。德国联邦法院在这方面形成的判决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一人公司的业务执行人滥用有限责任制度，强化了对小型有限公司债权人的保护。根据世界各国的公司法实践，对于直索责任或者揭开公司面纱主要还是一个法院的司法评价问题。就我国而言，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就投资人的直索责任问题作出司法解释，然后根据新情况作出完善，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列举出公司是否保持了独立性的证明评价标准。
总之，笔者认为，在强化了董事长或者执行董事对公司责任的前提下，简化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机构设置将促进中小型企业的发展，符合国家的产业经济政策。因为一个国家的中小型企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言同样是不可缺少的。现有的独资企业法[50]、合伙企业法[51]虽然也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可资选择的企业形式，但是由于其无限责任性质所决定，也有其不利的一面。遗憾的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统计数据，本文无法用数据说明有限责任公司、独资企业以及合伙企业分别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但是从外资企业在外国的发展则可以看出制度设计的重要性，下面接着论述。

3、从外资企业法角度看公司法的改革

如前所述，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与公司有关的法律就是1979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此后有1986年的外资企业法[52]。按照该法实施条例[53]第19条，外商独资企业采取的法律形式也是有限责任公司。在组织形式上，合资经营企业设立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而不要求也没有必要设立股东会议或者投资人会议，甚至不要求设立监事会。也合资企业的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的权限来看，合资企业的董事会在实际上行使着权力机构以及管理机构的双重职能。一方面，董事会是合资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着合营企业的一切重大问题[54]，尤其是章程的修改、增加或者转让资本、企业的合并、中止与解散[55]。另一方面，虽然规定合资企业的日常管理由总经理负责[56]，但由于董事长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57]，加上允许董事长兼任总经理[58]，因此董事会在事实上起着日常管理机构的作用。这种单一制的公司组织设计实际上与英美法系的公司制度以及德国的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比较接近。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制度设计的灵活性，因为不设立股东会议或者投资人会议，也不设立监事会，加上人事连锁制度，使得董事会能够对市场的变化及时作出反映。这正是小型的有限责任公司的优势所在。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的统计数据，截止2000年底，我国已经有超过20万家合资经营企业，以合营企业方式吸收的外资占了 总额的将近一半[59]。合营企业的小型有限责任公司制度设计为吸引外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充分证明了其生命力。近年来，虽然与外商独资企业相比，新设合营企业数量虽然有下降的趋势[60]，但是其原因主要不在于有限责任与合营制度本身，而在于现在看来已经不必要的对外方合营者的不当限制，例如要求中方出任董事长，在人事制度以及经营决策方面过分强调对等而不考虑对方的出资比例[61]。
笔者认为，从制度的国际竞争力角度来看，不仅应当保留合资经营企业法中的组织形式，而且应当对其加一完善，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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