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正在遭受违法犯罪活动的侵害或自然灾害的损害时，没有对其进行维护的义务。另一方面，国家有义务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①如《人民警察法》②第2条第1款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③第38条第1款前段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采取措施，做好防汛抗洪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④第3条规定：“消防工作由国务院领导，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消防工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第32条第4款又规定：“消防队接到火警后，必须立即赶赴现场，救助遇险人员，排除险情，扑灭火灾。”见义勇为者通过自己的行为，帮助国家履行了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的职责。国家也因为见义勇为者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其维护公共秩序与安全、保护他人合法权益的职责。因而见义勇为行为是一种行政协助行为。

    既然见义勇为行为是一种行政协助行为，见义勇为者通过这种行为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而国家则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和维护者，其维护公共利益的费用则由国家财政负担，那么见义勇为者在见义勇为中的损失也应由国家财政负担，以体现公平。故笔者主张，见义勇为者可以因其在实施行政协助时所受到的损失而向国家请求行政补偿。行政补偿是指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依法由行政主体对相对人所受损失予以补偿的制度。⑤这里的合法行政行为，显然应当包括行政机关积极主动的作为和由于客观情况不能而不作为（在见义勇为的情形中，行政机关可能由于客观条件的原因而未能及时行使其职权）。关于行政补偿的理论，主要有公共负担平等说、结果责任说、特殊牺牲说、社会保险论、社会协作论、人权保障论六种。⑥本文在此不逐一介绍。目前，学术界大都赞成公共负担平等说。该说源自法国，认为政府的活动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实施，其成本和费用应由全体社会成员平等负担。公民由于行政活动而受到损害，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承受的负担，必须平等地分配予全体，不能由少数人负担。⑦法国1970年10月9日的盖纳德案可以很好地印证这一理论。案件是讲一名年迈的妇女跌进一条沟渠，并因此受伤。她大声呼救，盖纳德先生闻讯之后赶赴现场救助，但他也不慎掉进该沟渠，并因此受伤。行政法院认为，由于盖纳德企图救助这位妇女，从事的是一种市镇当局的公共事务，因此他可以从市镇当局处获得赔偿。⑧此处用“赔偿”而非“补偿”是因为法国行政赔偿责任分为过错责任和危险责任两种，①危险责任是行政机关无过错的合法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责任，实质上相当于补偿。

    如前所述，见义勇为行为是一种行政协助行为。见义勇为者从事的抢险救灾或与违法犯罪活动作斗争是行政机关的一部分公务，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因而见义勇为者在其见义勇为行为中所遭受的损失，如受伤后的医疗费等，应视为其为维护公共利益所承受的负担，并且相对于一般公民来说是一种额外负担。因为，一般公民主要通过依法纳税来实现其对公共利益的负担。纳税的方式、标准等均由国家法律规定，适用于所有人。因而，在通常情况下，公民的公共负担是平等的。国家则运用这部分财政收入来组建和维持保护公共利益的力量，如警察队伍等，对公共利益进行维护。当出现危害公共利益事件时，如发生违法犯罪活动或发生火灾水灾等，由国家出面加以维护。若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受伤致残等，国家可以从财政中拿出一部分来对这部分人的损失加以填补。在这种状态下，一般公民没有对公共利益进行维护的义务，一般公民也均未对公共利益有所负担，因而他们对公共利益的负担也是平等的。但在发生见义勇为的情形中，由于见义勇为者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就不享有国家工作人员因公负伤等一系列的待遇。实际上，此时见义勇为者所遭受的损失是他在已经履行了作为一般公民的纳税义务外，对公共利益的额外负担。此时与其他公民相比，出现了公共负担不平等的情况，即见义勇为者承受了比其他公民更多的公共负担。根据公共负担平等理论，国家应从财政中拿出一部分来对见义勇为者这种额外付出加以补偿，对见义勇为者的额外负担加以填补，使见义勇为者对公共义务的负担达到其实施见义勇为行为前同等的状态，从而实现公民公共负担的平等。

    目前，我国并没有对行政补偿进行统一的立法，有关行政补偿的规定散见于单行法律、法规中。对行政机关合法行政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不补偿是原则，补偿是例外，即只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才可以补偿。本文认为，鉴于见义勇为行为的特殊性，以及我们历来强调要“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精神，有必要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专门立法，对见义勇为者的损失进行补偿。一方面，可以弘扬社会正气，使更多的人向见义勇为者学习；另一方面，可以使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的生活有所保障，使其损失得以弥补，以实现实质正义。

    三、见义勇为者行政补偿请求权行使方案的初步设计义勇为者或其家属可以要求国家对其进行行政补偿。那么，见义勇为者应向哪个国家机关要求补偿呢？应怎样进行补偿呢，下面，笔者将谈一下自己的构想。

    第一，关于补偿的义务机关。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作为补偿的义务机关比较合适。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中国的现行行政主体理论日益受到挑战。有学者主张吸收国外的行政主体理论对我国现行行政主体理论进行重构。②而国外的行政主体一般可分为国家、地方团体和其他行政主体三种。地方行政团体是以一定的地区及在那居住的居民为基础，以在该地区内实施有关公共服务目的而设置的，对该地区居民具有支配权的公共团体。①地方行政团体相当于我国的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因此笔者将补偿义务机关定位为政府而不是依据现行行政主体理论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而被视为“行政主体”的政府的各个部门。其次，“行政补偿费一般不单独在国家财政中列出，也不实行集中管理，而是由具体行政补偿义务机关分散管理。这一点与国家行政赔偿不同。行政赔偿单独列入国家预算，并且由国家行政机关实行集中管理。”②因而在设置补偿义务机关时必须考虑到其经济负担能力。考虑到若将乡镇级人民政府作为补偿义务机关，由于其财力有限，往往难以承担一些见义勇为者的巨额补偿费用。而我国各省的地域范围比较大，若将省级人民政府作为补偿义务机关，那么就不易于离省会或者首都较远的见义勇为者行使其补偿请求权。而县级人民政府作为补偿义务机关，既能够在财政上承担，又能便于当事人行使权利。

    第二，关于行政补偿的范围和标准。笔者认为补偿的目的在于弥补见义勇为者的损失，以实现公共负担的平等。我们应对见义勇为者在其见义勇为中所遭受的损失进行全部补偿。见义勇为者有财产上损失的，应补偿其财产上的损失；见义勇为者受伤的，应补偿其医疗费用及医疗期间的工资损失；致残的，除补偿上述费用外，还应评定伤残等级，使其享有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公负伤的待遇；死亡的，应向其家属补偿其生前医疗费用和丧葬费，并发放抚恤金。以上工资、丧葬费及抚恤金补偿标准应参照各县的生活消费水平和工资水平。

    第三，关于补偿的程序，由于近来学者大都认为，“将行政补偿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看待，将其纳入具体行政行为研究更为科学”。③故补偿的程序应符合作出一般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要求，行政机关主动对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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