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包括财产利益和机会利益，信赖利益通常是既存利益，是因信赖而易被损失和丧失的利益。参见马新彦著：“信赖与信赖利益”，《法律科学》2000年第3期。笔者认为此信赖利益界说，尽管是从私法角度所做，但对探讨公法上的信赖利益不无借鉴意义。

    ②参见[德]毛雷尔著，高家伟译：《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277～278页。

    ③参见吴坤城著：“公法上信赖保护原则初探”，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二）台湾三民书局出版1997年版，239页。

    ④李春燕著：“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研究”，《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

    ①德国行政法将行政权运行中产生的阶段行为称为部分行为，不能单独提起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显然，已经将信赖保护原则排除适用于部分行为中。参见平纳特著，朱林译：《德国普通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09页。

    ②吴坤城著：“公法上信赖保护原则初探”，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二）台湾三民书局出版1997年版，251页。

    ①见杨建顺著：《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406页。

    ②吴坤城著：“公法上信赖保护原则初探”，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原则》（二），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社1997年版，253页。

    ③参见吴坤城著：“公法上信赖保护原则初探”，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二），台湾三民书局出版1997年版，254页。

    ①[日]室井力主编，吴微译：《日本现代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108页。

    ②参见胡建淼主编：《行政违法问题探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534页。

    ③我国行政法理论上有关于无效与可撤销行政行为的划分，但立法上却没有确立无效行政行为制度。在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都有关于“无效确认”判决，而我国行政诉讼法却没有确立这项制度。由于无效的行政行为不能作为信赖保护原则的存在基础，因此要贯彻信赖保护原则，对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设置必要的限制，就必须在立法上确立无效行政行为制度，将无效行政行为与可撤销行政行为严格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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