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也可能是不合法的。不经告知，就扣押、冻结或征收钱物，无异于偷盗。“一个盗匪要我交出钱来的命令是没有约束力的，纵使这个盗匪实际上能强行实现他的意志”[10]（P33）。即使在服务与合作理念还没有得到提倡，行政行为被视为主权者的最终命令的近代，相对人也有权得到这个命令的通知。如果我们现在还提倡或承认行政行为不经告知就可以立即生效，那么显然与法治相违背。

　　关于作出之时生效的另一种观点，是王名扬先生提出的。他说：“行政处理效力的开始时期，应分开对行政机关本身和对当事人而不同。对行政机关本身来说，行政处理效力的开始时期和行政处理的成立时期一致。行政处理一旦作出立即生效。行政机关从作出处理时起就有遵守的义务。对当事人来说，行政处理只在行政机关是当事人知悉时起才能实施，及行政处理只在公布以后才能对当事人主张有效。”[11]（P159）笔者认为，王名扬先生的观点，目的在于使行政机关受到更多的约束。并且，他在这里所说的效力主要是指行政行为的确定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合法治的要求。但为了简便，不如都确定为从告知之时起发生法律效力。

　　[参考文献]

　　[1]应松年 比较行政程序法[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2][日]盐野宏 行政法[M] 杨建顺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3]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价公报（湖北版），1999，（11）。

　　[4]叶必丰 行政法学[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5]张载宇 行政法要论[M] 台湾：台湾省汉林出版社，1977。

　　[6]胡建淼 行政法教程[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7]罗豪才 行政法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杨解君，等 依法行政论纲[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8][日]室井力 日本现代行政法[M] 吴微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9]刘长风，等 七十五位老人状告县政府[N] 长江日报，2001-05-29。

　　[10][奥]凯尔森 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 沈宗灵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11]王名扬 法国行政法[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

　　注释：

　　[1] 该项规定：“送达，除其他法令等有特别规定外，以到达受送达人时，发生效力。”

　　[2] 第40条规定：“未经公布，命令不得生效。”第41条规定：“涉及一个或更多利害关系人的命令，应将命令寄送或发布给这些人包括申请人。”

　　[3] 参见《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1984年3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1992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修正）第43、60条，等。

　　[4]参见某电器厂诉某渔政监督管理站案，载蒋勇主编：《典型行政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页以下。

　　[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1、42条；台湾省“行政程序法”第11条第1款。

　　[6] 案情详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行政卷），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以下。

　　[7] 案情详见姜明安主编：《行政诉讼与行政执法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以下。

　　[8] 参见应松年主编：《比较行政程序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以下。

　　[9] 该条规定：“通知的方式

　　一、通知应按下列方式作出：

　　a）以邮寄方式，只要在居住或住所地存在私人邮寄服务；

　　b）直接向本人作出，只要该通知方式不会影响快捷或无法以邮寄方式为之；

　　c）以电报、电话、专线电报或图文传真作出，只要因其急迫性而有此必要；

　　d）以利害关系人不详或因人数不便使用其他方式时，应将通知张贴于常贴告示处，或刊登于《共和国公报》，市政公报，或利害关系人居住或住所所在地较多人阅读的两分报章。

　　二、当以电话作出通知时，根据情况，应对上款a及b项规定者在紧接的工作日予以核实，但不影响通知的日期以作出的第1个通知计算。“

　　[10] 该款规定：“行政机关有须迅速送达或案件轻微时，虽有第1项及第2项之规定，仍得以电信和电话之方式为送达。”

　　[11] 该款规定：“行政机关之文书依法规以电报交换、电传文件、传真和其他电子文件行之者，视为自行送达。”

　　[12] 案情详见刘楚汉等主编：《税务行政复议、诉讼案100例评点》，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以下。

　　[13] 案情详见刘楚汉等主编：《税务行政复议、诉讼案100例评点》，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页以下。

　　[14] 参见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页；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286页；熊文钊：《行政法通论》，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15] 案情详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行政卷），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431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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