障力度的加强，其行政立法需要贯彻比例原则。（2）行政立法对市场经济的干预需要进行成本效益的分析，不能无限制地干预。从世界范围行政法的发展过程来看，行政立法的扩张，很大程度上是行政机关希望运用立法的手段解决市场失灵、加强政府干预的结果。但政府干预的实践标明，政府干预过度往往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使行政立法的成本远远高于收益，也即出现政府失灵的状况。管制经济学认为，政府是否对经济进行干预，要经过三个步骤的检验：其一是必须证实市场失灵确已发生；其二是检验政府管制能否减少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其三是必须证明管制政策的潜在效益足够为可能导致无效配置的市场干预开脱“罪责”。 美国规章制定程序中的成本效益分析与这一理论基本吻合，对我国行政立法颇具启发意义。我国目前一些行政立法体现的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与社会一体化、国家过度地干预经济社会的观念。因此，为了保证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推进我国市民社会的发育成熟，倡导行政立法的谦抑性非常必要。（3）对于通过权力机关制定法律和地方性法规，以及通过法院的司法活动即可调整的社会关系或解决的法律问题，行政立法不宜加以规范。鉴于权力机关代表民意的广泛性及其立法的权威性，对于时机已经成熟的重要事项，行政机关应及时提请权力机关制定法律、地方性法规；对于法律、地方性法规中已经作出规定的事项，没有必要为了形式上的完备而在行政立法中照搬照抄；对于法律的规定、特别是民商方面的规定中需要解释的问题，应尽可能由司法解释或法院通过裁判加以解决，而没有必要一律由行政机关作出补充规定。

　　（三）行政立法的内容将愈益体现现代法的价值取向

　　人权、自由、平等、安全和秩序等是现代法的基本价值所在，是立法的指引和导向。缺少这些价值要素的立法我们难以称其为良法，也难以期待其能得到社会的普遍遵循。如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所言：“尽管因社会和经济制度的特定性质不同而引起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我却依然相信，一种完全无视或忽视上述某些价值的一个价值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 不仅如此，在一个成熟的法律体系中，这些基本价值在总体上应当是并重和平衡的；它们不能分别孤立地、排他地作为法律的理想价值目标，而应相互依存、补充和结合，各得其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从总体上看越来越重视体现现代法的精神和价值；但也应当引起重视的是，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立法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对法的一种或多种价值的忽视。在一些行政机关的观念中，立法仅是谋求有效管理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注重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护，这导致我国行政立法中管制性立法与控权性立法不均衡，大量内容是对私人的行为进行管制，而对国家行政权进行监督制约的内容则相对较少；有的行政机关以保护甚至扩张本部门、本地方的权力和利益作为立法的目标，在行政立法中忙于争权限、扩地盘，而不考虑公共利益的需要；有的行政机关在立法过程中搞暗箱操作，不愿吸收广大群众甚至利害关系人对立法内容发表意见。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整个社会民主法治意识的日益增强，我国行政立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将会逐步得到纠正，行政立法的内容必将愈益体现现代法的精神和价值。

　　（四）行政立法受全球化的影响将日益深刻

　　孙中山先生有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今天的时代正在步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主要标志是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信息传播的全球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的经济、社会将与世界相互融合，这种融合也必然要反映在立法、包括行政立法上。全球化对我国立法的冲击和影响首先体现在我国立法的内容越来越多地学习、借鉴、吸收国外立法的成功经验，在经济立法方面更加注意与国际接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随着我国加入WTO日期的迫近，我国立法、包括行政立法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必将加快。WTO 贸易总协定对行政立法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在公开、公平和统一实施方面都提出了具体严格的要求，我国一旦加入WTO，就必须严格履行自己的承诺。有关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的立法，在立足中国国情和国家性质的基础上，对国外的某些有益经验也应当大胆借鉴。人权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共同关注的一个普遍问题，只要是真正维护人权的立法，就包含着世界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和人类社会法治文明的结晶，就可以而且应当为我所用。另外，立法体制、立法程序和立法技术等环节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也都必将更加深刻地受到其他国家、特别是法治发达国家的影响。

　　（五）行政立法的程序制度将更加完善

　　行政立法作为由行政部门制定规则的活动，在民主性方面存在着先天不足，有必要通过完善民众参与行政立法的程序并加以制约。“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其一切布置都是为了限制恣意、专断和过度的裁量” .从法治发达国家的行政立法程序规定来看，虽然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存在着较大差别，但对一些基本制度的重要性的认识是一致的，如行政立法草案的告知或公布，利害关系人在一定程度上和以一定方式参与行政立法过程，以及立法机关对立法内容进行理由说明等。 在《立法法（草案）》的讨论过程中，一些学者一再建议借鉴美国行政立法的程序经验，将“通知－评议”的非正式程序规定在《立法法》中，以兼顾立法的效率和民主参与，可惜未能被采纳。 我国行政立法需要严密完备的程序性法律规范，这一制度的建构既需要总结我国自己的立法经验，又需要大胆借鉴和移植国外的先进立法成果。《立法法》所未能完成的工作，尚需要由未来的《行政程序法》完成。

　　（六）对行政立法的司法监督将更加有效

　　随着现代行政权的扩张，司法对行政权控制的广度和深度也得到了加强。在我国，尽管一些学者对司法权和司法能动性给予了高度重视，但具体制度的设计往往限制了司法权在国家法治化进程中所应发挥的功能。例如，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对行政立法不具有直接的审查权，这无疑不利于对行政权的广泛监督和有力保护。在外国法上，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法院都可以对具有抽象性质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 ，取得了良好效果，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我国目前司法功能的发挥，还受到现行法律解释体制的限制。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制下，行政解释与司法解释界限不清，并且行政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优越于司法解释。 笔者认为，考虑到行政机关所拥有的丰富的行政管理知识与经验，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解释应当予以尊重，但这种尊重不能取代法官作为法律专家对法律解释与适用所拥有的主导地位，特别是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个案时，不能受行政机关对个案所作的解释的左右。可以相信，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司法独立性和法官素质的不断增强，我国司法对行政立法的监督控制功能将会得到更大程度发挥。

　　（七）行政立法的技术将更加科学

　　行政立法技术的完善，不仅对行政立法质量以至整个行政立法的科学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直接关系到实践中对行政法规范的准确理解和正确适用。当今世界各国规范立法的专门法律，大多把立法技术放在重要位置，有的国家和地区还以立法技术为主要内容制定立法标准法。我国由于行政立法历史不长，对行政立法技术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行政立法在技术上的落后和不规范体现在诸多方面，如对立法时机的把握有时滞后于改革和发展的需要；立法名称不够规范和统一；章节划分不当，内容错位，总则和分则内容含混重复，整体失衡；语言不规范，概念模糊不清，某些用语不是法言法语，不符合语法规则和逻辑要求；规范内容过分概括笼统，可操作性差；立法条款中有时包含大量道德的、理想的要求，呈现出明显的政策倾向；授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范围和幅度过大；行政立法整理、汇编和编纂工作滞后等。《立法法》虽然对立法、特别是法律的制定技术作出了规定，但尚未规定系统完备的立法技术规范。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立法，我们必须更加认真地对待立法技术，并将某些立法技术的规律性要求用法律规范的形式确定下来，以使我国的行政立法技术在21世纪真正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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