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如果不能成为审前程序的中心，不能遏制警察权力，其存在的合理性就成问题。检察主导侦查为检察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总之，我认为一种检察主导的、以检察为中心的审前程序是刑事诉讼中检警关系的一种合理化要求，这是审判中心主义的直接要求和刑事诉讼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保障。检察主导也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检警一体化。
二、检警关系的比较性考察
前面我论述了检察主导审前程序的必要性，然而考察各国的立法例，也并非全都实行检察领导警察，检察主导一切的模式，以下我将对各国的检警关系模式进行考察，并在比较的基础上说明检警关系的合理模式仍然是检察主导的。西方国家的检警关系大致上有三种模式可资借鉴：
1）、检警一体模式
检警一体模式为大陆法系国家所大量采用，检察机关一般是法定的侦查机关，享有完全的侦查权与侦查指挥权，警察为侦查的辅助机关，如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司法警察负责对案件的初步侦查，“检察官有权指挥所在法院辖区内的司法警官或司法警察的一切活动”，“有权采取拘留的措施”，“享有法律授予司法警官的一切权力和特权”。当然，在法国审前阶段尚有预审法官的司法抑制，但这丝毫没有削弱在审前阶段诉追主体中检方的中心地位。在德国，根据其刑诉法典第161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可要求警察机构和官员“进行任何种类的侦查，”后者“有接受检察院请求、委托的义务”。163条规定警察仅担负辅助检察官的责任，应当“毫不迟延”的将侦查结果送交检察院。我国的台湾也属于这一模式之中。
实行检警一体模式国家的一般特征就是检察主导侦查，警察是侦查的辅助机关（但并未也不可能脱离侦查职能之外），警察的侦查服从、服务于检察官的侦查、审查与要求。将审前阶段的诉追权集中的由一方主导，增加了诉追的准确性、有效性和效率性。
2）、检警分离模式
检警分离模式一般为英美法国家采用，在这种模式下，警察与检察官各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侦查权，或者仅有警察享有侦查权，而检察机关仅仅负责起诉案件，无论怎样二者均没有领导与被领导，或者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
在英国，警察机关负责案件的侦查工作，而检察官负责起诉案件，如果他认为案件的证据不能达到起诉的标准可以要求警察补充侦查，但这一要求警察没有绝对服从的义务，检察机关对警察制裁的唯一有效手段就是中止诉讼的进行。在美国，也是两机关分享侦查权，此外，大陪审团对某些案件也有较大的调查权，实践中大多还是由警察侦查，检察官负责起诉，警察有作证的义务并在实践中大量出庭作证。在加拿大，检察官也没有侦查权和侦查指挥权，与警察互不隶属，仅有某些咨询关系。
3）、适当结合模式
第三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日本。日本的刑事诉讼法受大陆法系影响较大，在侦查程序中，检察官对警察拥有一般的指挥权，具体指挥权和一般指示权。检察官的地位相对优越。但二者侦查对象亦有不同，警察一般负责初步的侦查，而检察官则负责进一步的或者补充性的侦查，但后者对前者的指挥权是客观存在的。为保证这一指挥权的顺利行使，法律赋予了检察官对于警察的惩戒权。
通过以上的考察可以看出，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均实行不同程度的检警一体模式，而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实行检警分离模式。检警一体化的合理性似乎存在问题，但是通过分析我们就会知道，检警分离与其法律文化传统，国家体制等有着很大的关系，比如在英美法系，其传统一脉相承。在那里，法院地位崇高，法院对警察侦查权的滥用限制非常有效，比如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人们对于自然正义和程序正义的遵从也是其它国家不可比拟的。警察自早期就在刑事司法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形成和养成了完善的侦查技术和证据搜集方式，其搜集的证据在法院的可用率高，价值大，至于检警分离带来的效率低下在那里也并不成问题，在美国传统上效率就被放在了公正的一个次要位置。何况最近的司法改革动态上看，英国和加拿大检察官对于警察均有了一定程度的制约权力，比如在加拿大警察在某些案件侦查时对采证问题应当向检察官咨询等等。在英国，传统上实行的是私人控告制度，检察机关是刚刚设立并发挥作用的机构，而皇家司法委员会在1993年就曾提出建议，“检察机关应提前介入侦查程序，给予警察必要的建议，指导警察搜集或发现充分的证据”。这成为英美法系国家根据司法实践的要求借鉴大陆法系经验的两个范例，并且也反应出了英美法系国家检警关系转型的一种趋势。因此，应该说检警一体化的合理性并没有受到损害。
当然，对于单纯的检警一体和检警分离来说，人们认为各有优缺点。检警一体的模式，有利于发挥警察和检察官刑事诉追权的主动性，使诉讼进程更加快速、高效，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的要求；能够把“优秀的侦查能力和良好的法律素养完美结合，从而保障国家诉追权的正确行使” 。检警一体的缺点存在于司法实践中，由于检察官往往不亲自侦查，因此其处分可能与实际情况不符，而招致警察机关的抱怨，从而不利于刑事诉讼程序的良好发展，影响警察侦查的积极性，从而成为构造论上一个缺陷。而检警分离模式不会产生上述问题，已经充分考虑到了警察的积极性，但是又难于完成公正、有效、快速诉追的刑事诉讼要求。刑事诉讼最基本的价值之一就是快速、公正的解决嫌疑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如何有效的完成这一任务是刑事诉讼追求的首要目标之一。因此，从价值衡量的角度讲检警一体模式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只要我们通过一系列措施发挥其优越性，避免其不足，就应当是一种应予接受并且可予接受的模式。
通过以上论述，检警分离和检警一体在各国均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这大体与各自的诉讼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检警分离模式的客观存在并不能否认检警一体的合理性，检警一体符合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构造要求和世界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
三、中国检警关系的出路——兼论检察引导侦查的过渡性与暂时性
修改后的刑诉法对检警关系做出了规定，奠定了中国检警关系的基本格局，中国的检警关系，最经典的表述是：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在我国，公安机关即警察负责大部分案件的侦查，检察院负责案件的公诉，同时享有部分的侦查权，主要是考虑到某些案件公安机关侦查不利，因此由司法机关——检察院侦查比较合适，检察机关同时还是法律监督机关，可以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使法律监督权。但二者是诉讼的两个阶段，互不隶属，不相领导，是“流水作业”，没有谁优位于谁的问题。其相互制约的主要表现是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补充侦查，公安机关的复议、复核等等。
应当说我国检警关系设计的初衷和具体制度的基本内核都存在许多合理的成分，但我国的刑事诉讼中检警关系理论上和实践中也均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有：
1）、对侦查权的违法现象监督不力。在现有的检警关系之下，检察机关属于监督机关，因此具有对侦查权一定的监督权力，但是在实际中这种监督是无力的，即使在立案监督等法律明确规定的监督程序中，这一监督的行使也是存在着诸多障碍，使得检察监督有名无实。检察机关一般不参加警察的侦查活动，对于侦查中的违法取证、侵犯公民权利的情况不得而知，亦没有能力监督。对于侦查权的监督加强无论是在现阶段还是从长远考虑都显得尤为重要，这一监督，除了法院的司法审查和令状主义以外，在英美法系主要是靠辩护律师的制约，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通过检察机关的监督加以制约。
2）、起诉的证据准备不力。我国现代的刑事诉讼实行审判中心主义，公诉机关需要对控诉的证据做比较充分的准备才有可能对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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