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有权屠杀敌方居民。在普法战争和美国内战中都有这样的先例。①19世纪的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认为，在战争环境下法律的约束是毫无意义的，由战争发展状况和指挥官决定的“军事需要”是限制战争的唯一法则。②但米德尔顿将军却推崇雨果·格劳秀斯的观点，即军事行动必须受到限制，其程度要与击败敌人的目的相适应。米德尔顿将军还认为，政府军所面对的是对政府不满的本国公民，而不是外国侵略者，平叛部队的军事行动尤其应当受到人道主义法的严格限制。因此，他命令作战部队尊重叛军的休战旗帜、公正友善地对待叛军俘虏、准许叛军按照约定的方式投降等。人道主义法的运用在避免冲突升级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战斗的残酷性大大降低。
综观全局，平叛部队在西北地区的军事行动使平时的军事法学习和理论研究落实到了战争实践中，军官和士兵在战斗中的表现极为出色。平叛部队在军事集结和作战中严格遵守军纪，对叛乱地区的女人和财物秋毫无犯，尊重非战斗人员并从未杀害俘虏，很少发生需要由军事法庭审理的诸如谋杀、强奸、暴力侵犯等严重军事犯罪案件。
（二）启示
综观1885年“西北平叛”，平叛部队以执行军事法为旗帜，显示出了强于叛军的战斗力。平叛部队始终军纪严明、严守纪律、遵守作战规则，犯罪率极低，这对战斗力的形成和维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对于一支由民兵组成的非正规军来说，并非偶然。当时的领导者坚信，军队的战斗力源于严明的军事纪律，而严明的军事纪律则源于军事法的发展、普及和应用。故此，自治领政府于成立之初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军事立法活动，并在军事法教育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平时军事法教育的普遍开展，使得军官和士兵的军事法素质得到显著提高，这为战时军事法规范的普遍遵守和战场纪律的维护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基本保证，平叛部队的战斗力以及军事行动的可预期性因此得到了大幅度提高。总之，和平时期自治领政府在军事立法和军事法教育方面的投入，使得这次平叛行动受益匪浅。“西北平叛”中军事法的成功实践，坚定了加拿大军队走法治化发展道路的信念，在该国军队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对我军正在进行的军事斗争法律准备工作，在着眼于战争需要的军事立法、军事法教育和可能的战时军事法实践等方面，也都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① British Parliament, `Report from His Majesty's Commissioners for Inquiring into the System of Military Punishments in the Army,' Parliamentary Papers, 22(1836).
② 该条例两年后被《陆军法》所取代。
③ War Office, Manual of Military Law (London: H.M. Stationery Office, 1884)..
① Richard Arthur Preston, Canada's RMC: A History of the Royal Military Colleg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 16-18.
② 当被告的指挥官怀疑被告实施了一项军事犯罪，有权立即对被告进行独任审判，审判程序简单，可以当即进行处罚，被告不得上诉。
① 路易斯·瑞尔（Louis Riel），曾在争取土地权利的反抗中组织了红河山谷的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混血人居住者(1869年)，1885年起义失败以后，被加拿大当局逮捕并处死。
② Brereton Greenhous, `Batoche, 1885,' Canadian Defence Quarterly, 15(Summer 1985): 41-46.
①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The Military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7): 779-799. Richard Shelly Hartigan, Lieber's Code and the Law of War (Chicago: Precedent Publishing, 1983).
② Anatol Rapoport, ed.,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London: Penguin, 1968): 101. Daniel J. Hughes, ed., Moltke on the Art of War: Selected Writings (Novato, CA: Presidio, 1993): 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