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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孙志刚案件所引发的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热烈讨论似乎要尘埃落定了，一些法律学人准备借由本案而启动法律合宪性审查程序的初衷得到了隐晦的回应。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以果敢的姿态和高效的办事风格，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而准备代之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的救助管理办法》。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不同的机关，不同的个人或许会对这一焦点事件表达不同的看法。笔者不揣冒昧，也试对此事表达一点个人管见。
　　一、    从“非典事件”导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理条例》到孙志刚案件引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建设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步调，社情民意在政府那里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政府也表现出高度负责和高度亲民的色彩，制度建设在高层决策者的心中有了合适的位置。
　　二、    前后两个事件的应对有颇为浓厚的“从谏如流、民为国本”意味，普罗大众完全可以为这样的好政府掬一把热泪，道一声万福。但法治建设的精义乃在于尽量减少人性不可靠带来的弊害，在于从各种利害的博弈中获得正和的结果，而防止“善于犯错误，又善于改正错误”的悲喜剧交替上演。政府的决策和制度的安排应该是理性的和前瞻式的，而不能像有火扑火式的消防队员。
　　三、    立法不是建“小汤山医院”，盲目追求速度，太过注重功利性的应对，那么就可能带来立法粗糙、品质不高的弊病。笔者曾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理条理》出台后，指出过该条例法律位阶不高，不足以处理类似的突发紧急事件，与其他法律不协调（如传染病纺治法），超越立法权限，规制了应由立法机关规制的事项等等。而即将出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其详细内容我们现在无从得知。但我们自然可能要产生的疑惑是：为什么这个办法的出台不经过更广泛的讨论和更严密的论证？救助管理会不会又异化为人身强制？充满良好初衷的“善法”会不会还侵扰流浪的人格自尊和行动自由等等？
　　四、〈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的前置背景是几位血性公民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提出了合宪审查的建议。建议的方式是理性的也是与现行的法律相容的。如果政府有关部门能对此建议作出正确的处置，则既可“渐收制度改良之功（胡适语）”，顺利启动宪法迈向宪政的进程，又可防止制度的突变带来的秩序的断裂。因此对待建议，我们不能满足于国务院以实际行动废止一个“收容遣送办法”，更应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监督机关能真正担当起“护法之责”。
　　请慎重对待公民权利！请慎重对待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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