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后，美国、日本、欧盟等很多国家均通过修改国内法的形式，分别针对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及相关权保护作出了不同的立法选择，以顺应两个版权条约的要求，如美国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CDMA)，法国《信息与通讯服务规范法》等。其中像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中关于ISP如果只是作为被动的传输管道，未主动传输、挑选编辑受指控侵权信息及暂存这些信息，未超限定时间的情况下，不因其系统传输或者机器自动复制而承担直接侵权责任的规定，以及协助侵权责任或者代理侵权责任的规定，和只要ISP遵循了预先确定的程序与规则，就可以以此条款抗辩侵权指控的“安全港”条款(Saft harbor)等，都对我国的网络立法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2）我国网络立法的方向与原则。众所周知，国际互联网建立的宗旨在于“全球资源共享”。不仅包括计算机软、硬件资源的共享，也包括计算机中数据资源的共享。而知识的使用价值又可以被无限制分享而无损毫发，因此，只有共享知识才能充分发挥知识潜在的价值。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因此，从社会共同进步、缩小国家间、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创造一个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其潜能的环境来看，知识共享是应该提倡的。知识共享极端化表现则为网络盗窃行为的泛滥、计算机“黑客”等等。相反，从知识的生产来看，知识生产需要创造性的发挥和投入。一些大的知识产品所耗费的劳动往往是惊人的，知识生产者有权利要求占有其知识产品的所有权，通过知识产品的销售，补偿其投入并赚取利润。从知识的传播来看，它需要大量的软硬件产品的支持，这些网络产品的生产也都需要大量的投资。投资必须得到必要的回报，而要得到回报就要通过限制知识作品在网络上的任意传播。所以应该本着兼顾各方面权利的原则，找到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点来立法。一方面保护网上的权利，另一方面使网络健康地发展。保护和发展兼顾平衡其实是试图在作者、传播者、网络提供者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既要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又要“限制权利人的权利”；既要讲网络用户的自由，又不能允许以信息共享为借口侵犯版权。在数字化、网络化的世界里。要作到一方面保护作者的权利，另一方面促进网络的发展，对个人和公众的利用必须做一些例外的规定。在版权法里，例外的规定分两类：一种叫合理使用，指“在特定条件下，法律允许他人自由使用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而不必征得权利人许可”⑩，即当作公有财富用。另一种叫非自愿许可，不经版权人的许可就使用，但是要付钱。这两种都是为了社会公众利益，让作者作出让步。作这种规定有三个指标，第一必须是特殊情况，是例外；第二不能使作品的正常利用受阻；第三不得不合理地侵犯作品的其他权利。在网络上，平衡作者和公众利益，著作权人和社会的利益时，不能没有这三个指标。值得强调的是，现在中国网络上的主要矛盾，不是作者的权利用的太滥，而是作者的权利在网上受到侵害太多，当前首先要解决的是提高对作者的保护，很多作者的意识还很薄弱。在平衡两者的关系时，不正视国情，就很可能做不到公正。
（3）充分认识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问题。数字化信息利用互联网很容易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和使用，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在网络中逐渐淡化，这对法学界长期认同的知识产权时间性、地域性特征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各国对信息产品的保护标准、保护水平差异很大。这种法律冲突会导致网上侵权行为、执法主体等的难以确定，同时势必会阻碍成果的传播和使用，挫伤网络信息资源开发者的积极性。由此可见，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最终要突破一国或几国立法的地域限制，保护标准也将逐渐趋于国际化的统一。但这毕竟是一个相对长远的过程，应该说国内立法还是当前网络法律渊源的主流，只是在立法时除立足于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外，重视和加强对国际相关立法的借鉴和吸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
（4）一部独立的网络法律，还可以改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与现行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等之间不相协调的地方，使人民法院在审理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时不再存在取舍的矛盾。
2、技术保障
除了法律手段外，使用技术手段也是得力措施，它将促使知识产权保护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技术保护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利用加密、防火墙等计算机安全技术来加强网络信息资源的保护，防止被非法访问和套录； （2）通过入网控制、身份鉴别等，加强客户端对资料访问的管理；（3）可采用防病毒技术，通过在服务器上装载防毒模块，在计算机上安装防毒程序、在网络接口安装防毒芯片以及使用杀毒软件等，对网络进行病毒检测和病毒消除；（4）可采用信息的访问控制技术来保护网络的知识产权。访问控制技术中最常用的就是“口令”和“身份验证”。（5）还可以通过对用户赋予不同的权限，来控制其访问不同的信息资源，以防止非法用户的入侵和对知识产权的盗用。
采用技术手段虽然可以较为有效地保护开发者的利益，但也给开发工作增加了负担，同时也给用户使用带来不便。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这样的技术保护措施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尤其是计算机网络化的发展，使得诸如美国白宫及五角大楼等等一些机构的绝密数据库，频繁地成为“电脑迷”们一试身手的对象。因此，技术只是相对可靠的保证，笔者以为，网络立法中的一般条款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
3、网络道德建设
在网络这个不同于现实社会的空间里，网络侵权行为大量而重复地进行着，显然法律应对和技术应对难以完全有效的保护网络知识产权。可以认为，网络社会整体道德规范失范也是导致网络知识产权侵权不断的一个内在原因。杜尔凯将失范注释为“一种社会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成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众所周知，传统社会由于交往面狭窄定意义上是一个“熟人社会”，交往对象大都是熟识的人（朋友、亲戚、邻里、同事等）。依靠熟人的监督，慑于道德法律手段（社会舆论、利益机制、法制制裁）的强大力量，传统道德得到相对较好的维护。在这一“熟人社会”里，人们的道德意识较为强烈，道德行为也相对严谨。然而，由于人们的道德行为常常是做给他人特别是可能对自己有影响的人“看”的，所以一旦进入“反正没有人认识我”的领域，那条由熟人的目光、舆论和感情筑成的防线便很容易崩溃。由于国际互联网的特点，类似于传统“熟人社会”中道德法律的种种“外力”，在“网络社会”中却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作用，“网络社会”形成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自由空间”。一方面，因特网是一种离散结构，它既没有中心，也没有明确的国界或地区界限。网络连接而广泛，传输速度快，搜集、处理信息效率高，人们的活动受时间空间的约束大大缩小，因而现实社会中那种分地域设卡、设点管辖、控制的管理方式往往作用不大。例如，在网络上对用户调阅、接受或发布、传播文字、声音和图像信息就并不容易加以控制。另一方面，从信息传播的方式看，网络行为具有“数字化”或“虚拟化”的特点，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形象、图象、文字和声音变成了数字的终端显现，甚至人也是以一个“符号”作为身份在活动，彼此不再熟悉，而且网上交友可以“匿名”进行，因而很难对网络公民的行为加以确认、监管，网络道德只能靠个人的内心信念来维系，这样“网民”是否遵从道德规范，也不易察觉和监督，而不像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要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内心信念三者同时来维持。正是上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