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概述”一文，[6]提出“以三论为中心的信息再现说”。该学说认为，犯罪侦查是一个依据信息、并由人工加以控制的系统工程，将现代科学“三论”的方法应用于侦查实践，可以揭示侦查过程的实质，帮助人们认识刑事犯罪的物质过程，促进案件的侦破。到目前为止，侦查学的信息论（学）分析已经有了长足进展，但仍达不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其突出表现就是还不能有效地指导和启发侦查实践。

    通观我国学术界对侦查学信息论分析所作的各种尝试和努力，应当认为喜忧参半。可喜的是，我国将信息论方法引入侦查学研究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理论框架基本成型。有的学者对侦查中犯罪信息的概念、特征与分类，对侦查中犯罪信息处理的机制，对如何收集与整理犯罪信息，[7]以及对侦查学中信息论方法的运用原则与作用等，[8]发表了论证严谨的见解；有的学者指出，刑事侦查实质上是一个信息传输的过程，犯罪事实是信源，侦查机关和侦查员是信宿，侦查措施和侦查活动是信道，这样构成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这种信息系统的观念启示侦查人员应加强信息库建设、改进侦查装备与倡导信息反馈方法等；[9]有的学者提出，从发案到破案的一个完整过程，就是由犯罪行为到犯罪信息、再到信息反馈、最后到再现犯罪的过程，其中收集信息、处理信息是主要环节与关键环节；[10]有的学者则另辟蹊径，专门就侦查信息的概念与类型、侦查信息的寓存形式以及收集、识别和处理作了探讨；[11]最近，还有学者对侦查学信息论的观点作了彻底的全面总结，将其概括为：犯罪行为必取一定的形态，不同的犯罪形态反映不同的犯罪行为信息；犯罪信息不仅存储于犯罪行为形态之中，还存储在犯罪痕迹、犯罪行为结构及犯罪行为的联系等诸方面；犯罪信息是形成侦查判断、推理、假定的前提，也是推进侦查、调整侦查的基础。[12]然而，我国现阶段对侦查学的信息论分析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其一，它们基本只涉及对侦查过程的信息论分析，即只分析了在侦查过程中如何利用犯罪信息与侦查信息破案的方法，而未涉及犯罪过程中的信息论分析。其实，侦查过程的信息论分析只能告诉人们应该有效地利用各种案件信息破案，而犯罪过程中的信息论分析才能告诉人们应该如何识别和分析各种信息、如何利用信息破案。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前者的基础。如果不能彻底了解犯罪过程中的信息传递规律，则侦查过程中对信息的利用将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最后成为一句空话。其二，我国目前侦查学中信息论分析仍只提出了思想，只解释侦查学信息的概念、分类，很少涉及侦查中利用信息的各种规律，更没有人能够构造出有用的模型。信息系统模型分析是信息论的核心方法，如果侦查学信息论分析拿不出任何模型，则只能说明我国侦查学在这一方面研究的低层次，尚不能对侦查实践发挥应有的作用。

    而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学术的未来走向必然是调整研究视角，将信息论方法用于分析犯罪过程中的信息现象与规律，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侦查过程中的信息分析模型。只有这样，才能将侦查学的信息论分析引向深入，真正拿出可用于指导侦查实践的成果。

    四、犯罪过程中信息转移原理的初步构想

　　在回顾了物质转移原理与侦查学信息论分析之后，笔者有意识地将它们结合起来，这就是犯罪过程中信息转移原理的出炉。这是一个以传统物质转移原理为基础的理论，但它更强调犯罪过程中信息转移的不可避免。至于采用“信息转移原理”名称的原因，并不是对“物质转移原理”名称的简单模仿，而是因为从信息论的角度上讲，犯罪过程确实是一个信息转移或交换的过程，作案人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必然会同被害人、犯罪现场与犯罪环境之间发生信息转移甚至互换。

    信息转移原理表明犯罪过程中信息转移现象是广泛存在的，它是犯罪行为的共生体，是不以犯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具体来说，这一理论既表明了犯罪过程中信息转移的必然性，又涉及信息转移的内容与相关模型。

    （一）犯罪过程中信息转移的必然性

　　犯罪过程中必然会发生信息转移，首先是由犯罪行为的物质性原理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犯罪观认为，任何犯罪行为都是行为人反社会的物质性表现形式，而非行为人单纯的主观意念。只有当个体将犯罪意向付诸实施，将犯意外化为行为，用物质的力量侵犯犯罪对象时，犯罪才随之发生。这就是侦查学领域的“犯罪行为的物质性原理”。[13]依照该原理，既然犯罪是一种物质的运动，那它必然要在一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实施，必然会破坏事物原有的状态，引起信息转移的出现：一方面，犯罪人通过实施犯罪行为会促使被害人、犯罪现场与犯罪环境发生变化，将其自身的信息保存在变化后的被害人、犯罪现场与犯罪环境中；另一方面，犯罪人实施犯罪以后还会造成自身的变化，将被害人、犯罪现场与犯罪环境的信息存储在自己身上。

    此外，对这个问题还可以从案件信息与熵（或混乱度）的关系上讨论。信息论认为，犯罪过程同其他自然过程一样，是一个熵值增大即混乱度增大的过程。在犯罪过程中，熵值增大表现为三个方面：①自然意义的混乱度的增加，如对被害人人身的伤害与生命的终结、对物品、场所的破坏；②社会意义上的混乱度的增加，如对某一种社会关系（所有关系、人身关系等）的破坏，尤其是犯罪人的人际关系的变化；③个人意义上的混乱度的增加，如犯罪人在作案前后的异常行为、异常情绪，受害人对犯罪人个人、实施犯罪过程的记忆。当然，此三种意义上的混乱度的增加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尤其后两者多相互结合。而这些混乱度的增加本身就表现为一定的信息转移，可以被广泛运用于侦查实践中。

    （二）犯罪过程中信息转移的构成

　　犯罪过程中所转移的信息是指刑事案件信息，即犯罪案件的准备、发生、发展、结果及其状态的各种表征或秉性知识。它在侦查活动中的最大价值在于，它能为侦查人员消除案件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获得有助于破案的知识。

    这种信息的表现是形形色色的，可以依照不同的标准划归入相应的类型：

　　（1）依照其内容的不同，案件信息可以分为犯罪信息、反侦查信息与其他关联信息。所谓犯罪信息，是指来自犯罪行为方面的信息，即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犯罪现场及犯罪环境的改变与变异，这种改变和变异中蕴含的信息；而犯罪人为掩盖犯罪实施各种伪装等反侦查行为，必然要增添新的掩盖犯罪、歪曲事实、逃避侦查的行动轨迹，这里面所蕴含的信息便是反侦查信息，它有别于犯罪信息；除此之外，案件中还会派生出其他有关的信息。简言之，犯罪信息是犯罪行为的共生体，反侦查信息是反侦查行为的共生体，它们是犯罪过程中转移的主要信息。

　　（2）依照其寓存形式的不同，案件信息可以分为物质性信息与意识性信息。物质性信息是指寓存在各种宏观与微观的固体、液体与气体物质的信息，意识性信息是指寓存于犯罪人、被害人、目击证人及其他知情人的大脑记忆中的信息。一般来说，前者受到的干扰因素较小，虽然也可能因遭到人为或自然破坏、变质或污染而失真，但不会主动“造假”；而后者则要受到提供者的主观因素影响，既有可能因提供者的感知能力、记忆能力与陈述能力而失真或减值，又有可能因提供者的利害关系等而不如实反映案情。我国著名学者何家弘曾经总结说，“神证——人证——物证”证明方法的转变是人类司法证明的历史，我国当前要转变以“人证”为主的办案观念，转向以物证为主要载体的科学证明。[14]由此看来，我国的侦查活动也要由重视意识性信息的收集与运用，转向强调物质性信息的收集与运用。此外，依据其来源的不同，案件信息还可以分为犯罪人信息、被害人信息、目击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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