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贪婪心理的人，为了钱财，可以不择手段，铤而走险，采取各种形式，甚至冒着生命的代价，肆意收受贿赂、挪用侵吞公款。如原罗定市建行广海办事处负责人陈超龙，为了达到贪财图利的目的，利用职务之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采取收委托贷款、客户还贷不入帐、偷支储户存款等手段，疯狂地贪污、挪用公款100多万元，用于个人挥霍、赌博，或借给他人经商牟取暴利。

　　二是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不少公职人员犯罪，都是侥幸心理占上风时陷进去的。他们具有自决心理机制突出的“鸵鸟心态”。一方面，他们有固定的经济收入，生活上有保障，并不愿意因贪污贿赂而丢掉公职，希望“鱼与熊掌”兼得；另一方面，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智商较高，往往自认为身份特殊，见多识广，保护伞厚，且行为隐蔽、方法巧妙、手段高明、赃证匿藏天衣无缝，或相信朋友不会出卖自己，在自信能侥幸过关的情况下走上犯罪道路。

　　三是难以自控的矛盾心理。这种人虽然见钱眼看，打心眼里羡慕大款巨富一掷千金的派头，产生了利用手中权力捞一把的念头，但慑于法律威严，缺乏以身试法的勇气。然而，金钱和物质的巨大诱惑最终还是占了上风。他们在尝到甜头的同时，又摆脱不了紧张与恐惧，害怕自己的罪行暴露后身败名裂，累及亲人。“做贼心虚”正是这种犯罪心理的真实写照。这种惊恐的心理状态，外显为慌乱、猜疑心重、不安等情绪。有的作案后犯罪的快乐情感体验与担心犯罪被察觉后得不偿失的心理相互矛盾，从而感到耳鸣、心悸、胸闷、呼吸急促、咽喉干燥、无饥饿感，无睡意，坐立不安。在此情况下，外界的各种刺激信号会对许多犯罪人员的心理发生导向作用。如果在犯罪人员能够感知的范围内，出现其他同类人员被司法机关抓获的刺激信号，往往会抑制其继续犯罪的心理，促使其短时期内打消犯罪的欲念。被惩处的职务犯罪人员的地位越高，或者与自己的社会地位、家庭状况、工作经历等越相似，产生的抑制犯罪心理作用就越强烈；有的犯罪者甚至会真正就此作罢，洗手不干。如果在犯罪者能够感知的范围内，得知其他同样有职务犯罪经历的人不被查处，就会强化他们继续犯罪的心理。有些犯罪人员若同时收到上述两种刺激信号，矛盾的心理会异常激烈，如果抑制犯罪的心理最终取胜，则犯罪者会想方设法掩盖过去的犯罪；如果继续犯罪的心理占了上风，则犯罪者会进一步巧妙地设计继续犯罪的手段，使之更加诡秘和难察觉。

　　四是深感吃亏的补偿心理。有些公职人员在社会分配拉开差距的情况下，看到别人待遇比自己高，住房比自己好，或者原来的下级各方面都超过自己，或者看到才华、学问比自己差的暴发户发了财，便产生不平衡的补偿心理。有些公职人员在犯罪最初阶段，不具有利用职务非法谋利的积极性、主动性，而是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当陷入犯罪的泥潭时，错误地认为这是对自己工作多年的补偿。有些老干部认为自己为党工作了几十年，没功劳也有苦劳，过去收入少吃了亏，现临近退休该捞一把，为晚年留条“后路”，也算是对过去的补偿。于是，他们贪婪地攫取财物，恨不得把几十年的损失全部补回来。原茂名石化物资供应公司党委书记兼副经理谢汝钦，虽是处级干部但家境并不富裕，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工作了几十年，别人都一个个富起来了，自己却过得寒酸，心理极不平衡，便想趁仍在位有权之机捞一点补偿。于是利用自己掌握的物资供应大权大肆索贿受贿。

　　五是贪图享乐的虚荣心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拥有实权的某些公职人员爱慕虚荣，一心追求个人享乐，被金钱、人情和关系所包围，成为“糖衣炮弹”袭击的对象。他们思想上逐渐放松了警惕，从拒绝吃请到逢请必到，寻欢作乐。当染上黄、赌、毒恶习，入不敷出后，便从接受一般礼品到收受巨额钱财，断送前程。

　　六是按“劳”取“酬”的交易心理。一些公职人员为别人办了事，帮了忙，内心总希望“投桃报李”。这种人利令智昏，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在“我帮他的忙，他应感谢我”，“千里来做官，为了吃喝穿；做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这种图报心理作用下，一朝权在手，未办事先谈酬劳，谈妥酬劳再办事，“不见兔子不撒鹰”。在他们眼里，权利不过是一种待价而沽的特殊商品。在这种交易心理驱使下，他们把职责范围内应该承办的事情与按“劳”取“酬”划等号，不送礼不办事，甚至伸手索要所谓“辛苦费”、“好处费”，成为贪婪的“硕鼠”。

　　七是有恃无恐的攀比心理。改革开放后，我国部分地区和部分人先富了起来。面对这一现实，大多数思想过硬的公职人员，无论自己的经济状况如何，都不会心理失衡，明白要自己同自己比，过去同现在比，“知足常乐”，而少“人比人气死人”的不现实的烦恼。但少数意志薄弱者，看到别人买汽车、购洋房，心理不平衡，心想你能办到我也能。从而放任自身欲望的膨胀，与社会上的“富者”尽快“缩小差距”，或者“跑步致富”，成了其强烈的心理需要。这种人主观片面地认为，现在社会上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很多领导干部都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取好处，与他们相比，自己这点小问题算不了什么。此种“我不比别人差，为什么该受穷”、“别人有的我也要有”的攀比心态，一旦遇到适当的物质诱因和客观条件，就有可能成为不惜“践踏一切人间法律”和“敢于冒绞首的危险”的巨大动力。从公职人员犯罪情况看，因攀比心理而坠入犯罪的人员占较大比例，特别是那些经济状况差，工作时间较短的年轻公职人员尤为突出。

　　八是孤注一掷的赌徒心理。这种人崇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拜金主义哲学，在金钱的诱惑下，只要能捞到好处，得到经济上的利益，什么党性原则、荣誉尊严、道德良心甚至自由生命都可以置之脑后。在“有权时捞一把，逮住了自认倒霉”这种赌徒心理驱使下，他们胆大妄为，顶风作案，明知早晚要翻船，仍如飞蛾扑火，自毁前程。有些本来就是好赌的公职人员，屡屡把罪恶之手伸向国家和集体财产，结果赌注越下越大，越赌越输，公款被越吞越多。

　　九是捞了就跑的投机心理。这种人深谙为人处世之道，善于投机钻营，见风使舵，对上竭力投其所好，对下则无原则地一团和气。具有这种心理的人，大多数在开始作案前或在作案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后路。他们并不打算在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长期做下去，只要认为把钱捞到一定程度后，就携款潜逃，或申请调动到另外的单位去另谋出路；当然，有些是听到查处的风声后才跑的。如某县电信局收费员周某某，利用春节期间人们警惕性相对放松的机会，不按规定将每天收取的电话费存入银行，而是把几天来收取的64万元费用席卷而逃。

　　十是破罐破摔的对抗心理。持这种心理的人不可能主动交代罪行，往往表现出公开的对抗，出言不逊，蛮横无理，或者喊冤叫屈冷嘲热讽。产生这类心理的原因，大都是取决于职务犯罪人员的心理和个性。如有的对社会不满，对单位不满，总觉得社会、单位欠他的；有的对执法机关有偏见；有的对拘捕时间、地点不满，产生强烈的对抗情绪，等等。不论何种原因，绝大多数职务犯罪人员一般都是抗拒调查而不肯轻易就范，只是抗拒的时间、阶段、程度不同。最初阶段，他（她）们普遍认为，只要坚持不开口，不作供，办案机关就不能证实其犯罪；在意识到问题再也包不住时，犯罪轻微者、案件中的从犯、有立功机会者，供认可能会快一些；有恃无恐者、犯罪数额大或情节严重者，即使在大量确凿的人证物证面前，也不轻易作供，或避重就轻，或百般抵赖，或推卸责任，最终有的供认，有的则顽抗到底，特别是罪大恶极的，会作殊死挣扎，“不见棺材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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