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过高的期望值，使人们对犯罪及犯罪人的评价更理性、更科学，从而使刑法人道主义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

3、在犯罪学统计方面，应加强对犯罪总数、刑事立案数、犯罪总人数、犯罪比率、各种刑罚适用比率、犯罪指数的调查统计，在犯罪原因方面加强对潜在犯罪人及一般犯罪人的追踪调查研究。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市流动人口日益增多，利益格局不断进行调整，这势必会造成社会聚合与控制能力的弱化，犯罪率上升成为转型期的一种必然想象。如果我国对犯罪的统计还滞留在犯罪率高低的计算上，必将对我国刑事立法、司法及刑事政策产生“司法机关打击不力”的严重误导，使刑法人道主义的实现成为空谈。目前“严打”战术的短期效应和种种不良连锁反应的发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4、在刑事政策方面，应确立“整体趋轻，两极走向”的刑罚思想，避免刑法人道主义走向误区。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刑法是在朝轻刑化的方向发展，但这并不代表西方国家在具体的罪行配置上也以轻刑化作为指导思想。事实上，当代国家的刑罚结构成整体趋轻、具体朝两极化发展的特点。轻刑化并非完美无缺的，它片面强调刑罚的教育、感化功能，使刑罚整体预防犯罪的功效无法发挥，也难以满足社会公众的正义理念的需求，最终导致刑法维护秩序、保障人权，实行人道的目的难以实现。故而，轻刑化也不是实现刑法功利效果的最佳选择，刑法人道主义和轻刑化二者之间并不能画等号。

四、结语

总之，刑法人道主义原则的本质，不是要让罪犯受辱，更不是对罪犯实施肉体上的折磨，而是要引起罪犯内心的忏悔，使之回归社会，重新做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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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邱兴隆.刑罚理论导论  北京：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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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走向哲学的中国刑法学 北京：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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