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速和及时，就越公正和有益，使那些粗俗的头脑从诱惑他们的有利可图的犯罪图景中立即猛醒过来，而避免去实施犯罪。而费尔巴哈心理强制说更为著名，他认为，人类都具有求乐避苦的本性，犯罪也是犯罪人在求乐避苦的本性支配下实施的，因此预防犯罪的根本方法，就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犯罪与刑罚，使人们知道实行犯罪后所受的惩罚与痛苦，要大于他实施犯罪所得到的快乐，这样就能够在心理上强制个人抑制自己求乐避苦本能冲动，防止犯罪行为发生。
后来，关于刑罚目的研究，提出了：一是教育改造说，认为刑罚目的是教育改造犯罪人，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决定的，同时，这一性质决定了我们应绝对排斥旧时代的报应、威吓观念，惩罚只是手段，刑罚目的只能是通过惩罚和制裁犯罪人来教育改造他们，二是惩罚改造说，认为刑罚具有教育改造犯罪人的目的，同时又具有惩罚犯罪人的目的，因为对少数犯罪人适用刑罚不能不部分的以惩罚和报复为目的，三是双重预防目的说，认为我国刑罚目的分为针对犯罪人的特殊预防和社会公众的一般预防，四是刑罚功能充分发挥说，认为刑罚目的是追求刑罚功能的充分发挥即最大限度的预防犯罪 ，五是直接目的与终极目的说，认为刑罚直接目的是惩罚、威慑、改造、安抚、教育，终极目的是保护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六是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说，认为刑罚直接目的包括惩罚犯罪，伸张社会正义，威慑犯罪分子和社会上不稳定分子，抑制犯罪意念，改造犯罪分子，使其自觉遵守社会主义法律秩序，根本目的是预防犯罪，保卫社会，七是直接目的、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说，认为刑罚直接目的包括特殊预防、一般预防和教育鼓舞公民遵守法律、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间接目的是堵塞漏洞、铲除诱发犯罪的外部条件，根本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
这一时期我国关于刑罚目的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上述关于刑罚目的的论述，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阐述的，都有其真理的一面，当然也存在着各自的不足。所以在这里，我觉的不适宜用正确与否来界定，而只能说哪一种更加合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国学术界一直提倡的方针，这也有利的促进了理论的前进，只要我国在刑事法典中未明确规定我国刑罚目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就一直会继续下去，就像我国刑法的目的一样，已经为我国刑法典明文规定，所以就不会出现关于这一问题的大量的争论。
上述几种观点是对以往关于刑罚目的的学说继承和进一步发展完善，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预防论，结合教育和改造的手段。我国刑罚目的不仅是多方面的，而目的与目的之间还有一定的层次性，是层层推进的关系，运用层次论来描述刑罚目的，使得这一体系更加科学化和严密化。
关于刑罚目的，二元论基本观点是刑罚目的是报应和预防的统一，报应作为刑罚目的，是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是因为他实施了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通过惩治犯罪来满足社会正义观念，恢复社会心理秩序，报应体现了刑罚目的中的正义原则；预防作为刑罚目的，指对犯罪人之所以适用刑罚，是为了预防犯罪，通过惩治犯罪实现社会功利观念，维护法律秩序，预防体现刑罚目的的效率原则，报应和预防虽然在蕴含上有所不同③，但从根本上仍然存在相通之处，报应强调刑罚正义性，反对为追求刑罚的功利目的而违反刑罚正义性，但在不违反刑罚正义性的情况下，可以兼容预防的思想，反之我们追求的应当是公正的功利，其次，他又指出报应与预防如何统一问题，主张以报应为主，预防为辅，即以报应限制预防，在报应限度内的预防才不仅是有效的而且是正义的，超出报应限度的预防尽管具有功利性但缺乏正义性，而在刑事活动的不同阶段，两者又应该有不同的侧重。对于刑罚目的二元论，是对于西方的刑罚目的一体论的批判的继承，将刑罚的报应目的和预防目的有机结合起来，但在处理报应和预防的关系时，不能够一刀切，即一概主张以报应为主，预防为辅，即以报应限制预防。这样未免有失偏颇，在如何处理报应与预防如何统一问题上，应根据国家、社会的实际情况加以考虑，适时的予以变化，在犯罪活动猖獗的情况下，就应该侧重预防为主，牺牲一些报应的正义，否则就不能很好的解释我国的严打、从重从快的刑事政策。因为在我国，法律包括刑罚都是为保护最广大人民利益来服务的，刑罚目的的价值取向也要受到统治者在一定时期内的主观追求选择的影响。对于第二种学说提出的将一般预防排除在我国刑罚目的之外的观点却不能苟同，报应刑理念体现的是有罪必罚和罪刑相当、罚当其罪，过重和过轻的刑罚都不能体现公正的要求，也不能起到最佳的一般预防效果，一般预防的实现不仅要通过包应为载体，也要以特殊预防为途径，而它同时也反作用于报应和特殊预防，因此报应和一般预防无论在对象、意义和起作用的方式、途径上都是不同的，二者相互制约，是两个平行的概念，一般预防决不是作为报应的下位概念而出现的，把一般预防作为刑罚目的是必要的，否则，只能使我国刑罚理论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潭和动荡中④，那种对社会公众进行一般预防，就必须把犯罪人作为预防他人犯罪工具而不是司法惩罚目的本身，即功利和公正不可兼得的观点是错误的。二者作用是从不同途径来完成的，不是有我就无他的关系，虽然有一定的特殊情况，但不具有普遍意义。事实证明，正是在司法机关对犯罪分子进行公正的报应后，才能对社会公众起到更好的一般预防作用，从整体上维持着刑罚公正和功利的一种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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