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规定体现了直接言词和交叉询问的特点，改变了旧刑事诉讼法中由审判长讯问被告人的做法。尽管在质证方法上，我国刑事诉讼的步子迈得非常之大，但问题却仍然存在。
1、控辩双方在质证地位上的不平等，必然导致质证权利的实现也不平衡。在立法上由于顾及我国宪法第129条和刑事诉讼法第8条有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法律规定，“至少在形式上并未将公诉人作为原告即一方当事人来看待，但是这在实质上的法理上是讲不通的”。因为被告是相对原告而言的，没有被告，哪有原告。根据最高法院规定，公诉人可以向法庭出示移送证据目录以外的证据。不论辩护方是否提出异议，审判长只要认为该证据“确有出示的必要”，尽管在辩护方提出请求时可以休庭，以使辩护方做好辩护准备，但是这种做法总的来说是一种证据突袭，休庭时的临时准备难以适应辩护方的整体计划，使得辩护方根本难以质证，甚到无法质证，所以辩护方仍然处在不利的地位。
2、证人出庭提出口头证言并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是对抗式诉讼法中直接言词原则的必然要求。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控方提供的证人作证时，绝大多数案件证人都没有出庭作证，而只是由控方在法庭上宣读证人证言，然后由辩方质证。对于这种未出庭的证人的人身情况、精神状态等基本情况，辩方一无所知，另外，辩方无法知道侦查机关取证的程序是否合法。因此，将辩方陷入一种无法质证的境地，此时的质证，只是一句空话。被告方无法对证人进行询问和对质，极大地限制了其辩护权的行使，不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
  另外，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鉴定人一般只提供鉴定结论，很少到庭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鉴定人是以其专门的知识向法庭提供陈述，严格来讲也是证人的一种，鉴定人不出庭，致使其提供的鉴定结论的真实性无法在法庭上得到验证，由此出现错案、冤案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并且现行的侦查职能与鉴定职能集于一身、控诉职能与鉴定职能集于一身、审判职能与鉴定职能集于一身的鉴定体制，违背了诉讼原理。对于鉴定结论，辩方因受专业知识所限无法质证，从而使质证成为一种形式。
  可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律师与侦查机关取得的证据完全没有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控方案卷对法院裁判结论的直接影响和决定作用仍然广泛的存在着，法庭对证据的调查流于书面化和间接化，大大地违背了我国对抗式诉讼的直接言词原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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