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社会尚处于起始阶段，公民的法律意识还处于比较弱化的层面上，在这种社会风气的熏染下，有些人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时，不是求助法律，而是诉诸暴力，以求问题的解决，由此出现雇佣犯罪现象便不足为怪了。
（二）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贫富差距在逐步拉大。社会中的无产者阶层，如无业游民、刑满释放人员、辍学的青少年等，他们大都来自教育无能或教育失职的家庭，成长过程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心理缺陷，难以做到自律和自控，他们对金钱的渴求度与满足度严重失衡，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干，有的甚至成为职业杀手。这就使得雇佣犯罪中的受雇者一方形成了潜在的市场，从而为雇佣犯罪提供了源头活水。
（三）不良宣传误导。我国的文艺创作领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特别是近年来以犯罪为题材的影视、文艺作品逐渐增多了起来。这些作品从总体而言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能够起到较好的法制宣传教育效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的有些作品，对犯罪的具体手段、方法的文字描写和场景处理过于详细和具体，有些甚至过分渲染暴力（包括雇佣杀人、绑架等），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负面影响，对不良之徒潜移默化地产生了心理示范作用。
四、雇佣犯罪与犯罪停止形态
雇佣犯罪是一种共同犯罪，各共犯之间形成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在通常情况下，各共犯之间的共同故意是明确的，即他们（包括雇主和受雇人双方）对于危害结果，具有确定的而且是双方一致的认识，并都强烈地希望和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定罪比较容易。但在某些场合，在共同的犯意形成之后，雇佣双方由于受到个人心理素质、自控能力等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使其在身处“此情此境”之中，需要针对后来共谋的犯意，做出调整修正或改变，在此种状况下，雇佣双方的实际行为，可能与最初预谋的犯罪行为有差异，会出现“不及”或“过剩”的情况。从司法实践来看，雇佣犯罪的结果无外乎有以下两种基本情形：一是受雇人按雇佣人意图或要求完成了犯罪行为。二是受雇人未按雇主意图和要求去实施犯罪或实施的行为没有达到雇佣人所要求的程度。如雇佣人要求重伤他人而受雇人仅轻伤或轻微伤他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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