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时，法院不应因其证据不足而裁定驳回，相反法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予以帮助侦查。但对于查实确属诬告或无理取闹的，依相关法律追究其相应责任。
（二） 对刑事被害人赔偿权的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赔偿只是原则性的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资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就是讲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有要求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其物资损失给予赔偿的权利，但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却没有规定。2002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中又明确指出：“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以及我院《关于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也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损害的，有权要求停止损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里的损失不仅指财产损失也包括非财产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0条和《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0条还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的确定还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可见，被害人因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尚可以请求法院支持其精神损害赔偿，但对于犯罪造成的更为严重的精神损害，法院却不予支持。这有违精神损害赔偿的初衷，也有损国家法律的整体形象和统一性。鉴于此，我国应允许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这不仅有利于调解社会矛盾，使被害人获得一定的物资赔偿，获得客观公正的心理慰藉，缓和或解除其心理上的痛苦，以减少或避免被害人的报复或过激行为的发生；而且还可以使被告人在受到刑罚处罚的同时，也承担一定的物资损失，有利于其吸取教训、防止再犯，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
关于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可以吸取和借鉴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在此不再赘述。
（三） 建立、健全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所谓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因一定犯罪而受损失之人，包括直接被害人和一定范围的间接被害人如被害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等，有权请求国家补偿其全部或部分财产上或非财产上的损失的一种社会安全及司法保护制度。设立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表现在：（1）有的被害人在遭受刑事侵害后，家产荡然无存急需经济上的帮助，以解燃眉之急。（2）有的犯罪分子根本没有赔偿被害人的经济能力或虽有一定能力，但远不足以弥补其侵害损失，法院即使勉强下判也难以实施。（3）在有些案件中，犯罪人因被判处死刑或畏罪自杀，而又无遗产可供作侵害赔偿。（4）有的案件因诸多原因成为一时查无头绪的死案，在犯罪分子未归案前，赔偿问题便无法解决。鉴于此，我国应建立、健全国家补偿制度。在补偿对象上应为被害人本人或因被害人死亡或身心残疾的被害人的配偶、父母、子女；补偿条件应为及时报案并于公安司法机关积极合作，且对其自身被害不负责任或责任很小，而又无法从犯罪分子或其他途径获得赔偿的刑事被害人；在补偿方式上应采取一次性金钱补偿，被害人要求分期给付的应当允许；对于补偿金额的确定，笔者认为应坚持“补偿”原则，即补偿以赔偿差额（法院判决金额中除去以赔偿部分）；关于赔偿的程序和受理、决定机关笔者以为可以完全授权于审理案件的法院，使判决和补偿一并执行。另外，我们还应该借鉴美国加洲的做法，在得知被害人受侵害后，即视情况为其提供一笔紧急贷款。
（四）完善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所谓法律援助，也称法律扶助，是指在免受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门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或其他处境不利的人所给予的帮助。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源于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该法第34条明确规定了对刑事被告人进行法律援助的范围，但对于刑事被害人确只字未提。只是在同年5月颁布的《律师法》对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提出了概括性的说明，但上述规定既不具体也不明确，远不能满足对刑事被害人实施法律援助的需要，为了实现司法公正，为了使刑事诉讼制度更加完善，我国有必要完善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
笔者以为对下列被害人可以给予法律援助：
（1）本人无经济来源，且家庭状况无法查明的
（2）本人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支付有关费用的
（3）案件情况复杂，其他共同被害人均聘请了律师作为代理人，而该被害人没有聘请律师作为代理人的
（4）外籍被害人参加诉讼而没有聘请律师作为代理人的，可按互惠原则看是否给予法律援助
（5）法院认为其他有必要的案件。
相应的我国还应当在刑事被害人的知悉权中，包括司法机关应告知其有“可以受到一个或多个公共服务团体的帮助，或得到签有特殊和约的受害者援助协会的援助”的权利。为使这一权利可以顺利实现，我们还应借鉴法国2000年6月15日《刑事诉讼法典》第41条第5款的规定：“大审法院检察长可以上诉法院领导的名义求助于签有特殊协议的受害者援助协会以使其能够对犯罪的受害者进行帮助”。
（五）建立对刑事被害人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刑事被害人而言，由于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创伤他们是特别的敏感和脆弱，因此，特别是许多暴力犯罪或性犯罪的被害人认为，出庭和被辩方或者审判长尖锐的、富于攻击性的发问，是他们的再次受害，而社会对于他们不关心的态度，更使他们失去了生存的信心。为了使被害人尽早恢复正常生活，避免在社会生活中的“再度受害”，为了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需要全社会的努力，笔者以为建立对刑事被害人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开展刑事被害预测，主要包括对未来刑事案件的发生趋势的预测，对未来可能的刑事被害人和犯罪人的关系特点预测，对未来刑事被害人向犯罪人转化的特点和规律预测，进而及早作好防范，将犯罪遏制在萌芽状态，以达到净化社会环境，提高及时破案的能力。
（2）提供及时的医疗和心理咨询、矫治服务。在生理方面，各级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对待被害人不应因其卷入犯罪事件而产生歧视心理，否则不仅被害人的伤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而心理还会受到进一步的创伤。对此，司法机关和医疗部门应规范医护人员的操作规范。在心理方面，被害人受到侵害后首先需要的是感情上的支持，多数人都希望向他人诉说其受到的侵害经过，取得他人的理解和同情。因此，应当在被害人受害之后及时向他们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消除和缓解被害人所受的心理侵害。
六、结论
正如博登海默说的那样：“法律是一个带有很多大厅、房间、凹角、拐角的大厦，在同一时间里想用一盏探照灯照亮每一个房间、凹角、拐角是极困难的，尤其是由于技术知识和经验的局限，照明系统不适当或至少不完备时，情形就更是如此了”。就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而言，我们首先应该改进自己的技术和经验，脚踏实地，切记欲速则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