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的某些特定单位为主体的犯罪除外，如刑法第190条规定的单位逃汇罪的主体只能由国有性质的单位构成，集体所有制及私有性质的单位不可能成为该罪的主体。主要理由有：

　　（1）将私营公司、私营企业以个人论，不符合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按照1993年公司法的规定，我国境内企业只有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两种形式，已不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划分，只有公司法人与个人的差别，而没有私人所有的公司与集体所有的公司的差别。事实上，在现代企业改革过程中，往往以资产为纽带，把国家、单位与个人连接在一起，多种投资集于一个公司之中，以完全摒弃了以往单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划分模式，这在今天是一个方向和趋势。因此，再以投资是个人来确定私营公司为个人，显然违背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

　　（2）以所有制形式来作为认定犯罪主体的标准，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刑法并未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责任能力作出区别性规定，就应当承认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在刑法面前的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不应当因为所有制的性质问题而获得某些特权或失去某些权利，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查处法人犯罪问题上的一个具体体现。

　　（3）当前私营公司、私营企业的内部结构越来越完善。如完善的决策机构、经营机构。这种企业实施犯罪行为，完全超出个人犯罪范畴而成为名符其实的实体犯罪。也只有这样认定，才更符合客观实际，更符合立法精神。

　　（4）我国行政、民事、经济等法律中，私营公司、私营企业一旦成立，其单位的地位就得到这些法律的确认。把私营公司、私营企业视为个人的观点，不仅在民事、经济、行政法律中找不到法律依据，而且必然破坏民法、经济法、行政法与刑法的延续性。在民事、经济、行政法律中，私营公司、私营企业被视为单位，而在刑法中则被视为个人，这在法理上是无法说通，并且也在实践中难以行通的，且不利于打击犯罪。排除私营企业作为法人犯罪主体的可能性，等于放纵私营企业犯罪，即使查处了其中所谓企业所有者，也不可能替代企业应负的刑事责任，这既不利于教育这些犯罪的企业，也起不到对其他企业的警示作用，最终结果必然是法人犯罪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控制。

　　（5）当前企业形式多种多样，各种所有制的资金相互渗透、融合。以所有制形式来给企业分类，不仅已失去其科学性，而且，也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无疑会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不便。比如一家公司，由三人投资，一家是集体企业，投资25%；一家是全民企业，投资25%；三个个人投资50%.这家企业的性质如何定？恐怕谁也说不清。如果说以工商登记为准，而工商登记并不标明所有制形式。且因经济转轨时期，因制度不健全，管理跟不上，现实中存在着许多假集体、假国有、假私有企业，而这些企业都得到过工商登记的认可。如果司法机关以此为准，就很可能放纵一些披着企业外衣的自然人犯罪。因此，我们可借鉴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8日通过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该解释规定：①“刑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②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③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个人私分，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上述解释中在承认私营企业、事业单位的主体资格同时，又将其限定为法人，这是不当的，因为法人是负有限责任，而私营企业在不少情况下，法律规定要其负无限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这一解释实际将私营企业限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的一种，这与立法本身的初衷是相悖的。刑法将单位犯罪之所以称为单位犯罪，而不采用通用的法人犯罪称谓，是因为单位的外延要比法人大得多，更符合刑法打击此类犯罪的需要。而按上述解释，则用单位犯罪之称谓就属于多此一举了。

　　由此可见，至今法律没有一处明确规定私营公司、私营企业不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尽管有些单位犯罪排除了私营公司、私营企业构成单位犯罪的可能（如刑法第396条私分国有资产罪），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挪用公款罪中将私有公司、私有企业视作个人，这只能是针对特定犯罪的特定推定，不应当使用于具体范围犯罪中对单位性质的判断和范围的一般限定。因此，除特殊情况外，（刑法特别规定的犯罪），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一般应认定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当然，我们在确认私营公司、私营企业可以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的同时，要严格区分私营企业犯罪和私营企业主个人犯罪，这主要看以下三点：（1）私营公司、私营企业是否符合公司法或有关私营企业法法规规定的条件，是否依法定程序设立。（2）私营企业主以何名义实施犯罪行为。（3）犯罪行为的内容、后果是否与私营企业有密切联系或归属于私营企业。如果私营企业依法成立，该企业主以企业名义实施犯罪行为，并且行为的后果归属于私营企业的，是单位犯罪；反之，应属于私营企业主个人犯罪。

　　3、单位犯罪后“关停并转”的犯罪主体问题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经营主体不断调自己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规模以适应市场行情、国家产业结构的需要。所以，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合并、分立、解散、撤消等，在经济生活中常常发生。那么，在单位犯罪后发生单位的关、停、并、转等情况，应当如何来认定其主体资格呢？下面分两步论述：

　　（1）犯罪后“被解散、撤消、关闭或被宣告破产”的犯罪主体问题。

　　单位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自单位依法设立时开始，至依法注销时丧失，单位在刑法上的主体资格也与此密切相关。如单位按法定程序破产解散或撤消，那么该单位就被注销了，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即告消失，该单位的法律主体资格即告消亡。所以，单位犯罪后被依法破产、解散、撤消、关闭的，应视同自然人的“死亡”，适用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五项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对单位构成犯罪的，因此而不应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

　　（2）犯罪后“被兼并、分立、更名或改制”的单位犯罪主体问题。

　　对于单位犯罪后被兼并更名或分立的，有人认为应当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并由更名后的单位承担。其理由是：法人的合并是法人组织的改变，其运行机制、活动方式和职权范围都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不能导致法人权利业务的消失。我国民法通则第44条第2款规定：“企业法人分立、合并，它的权利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虽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不同，但两者法理是相通的。因而合并前的单位违法犯罪，其刑事责任应由变更后的单位承担。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是没有道理的。首先，犯罪主体和受刑主体的存在，决定了追究原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单位本身而言，被兼并、产权发生转移后被更名，作为一个法人组织，其实质已不存在，也可视其为“死亡”。司法机关审理一个已不存在的单位即没有实际意义，也不符合刑诉法的规定。民事责任承担的一般原则不能适用于刑事责任。因为刑事责任不同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具有受罚对象的不可替代性。其次，犯罪主体与受刑主体必须统一，这是追究刑事责任最基本的要求。如让产权转移后的单位来承担原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则显然违背了上述要求，甚有株连之嫌，与刑法的罪责自负原则相悖了。所以，在单位犯罪后被兼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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