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异议，即便郭某确实欠了星伟公司151万，也不属于“以先履行部分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煤运公司与星伟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是系列性的、持续性的，双方没有一货一清的纪录，供货与付款总是交叉发生，这样的合同关系是不能单独割裂某一笔来审视的，对方已发生交易额近1500万元，1500万与151万孰多孰少不言而喻。更何况，合同终止后，煤运公司还主动退还了150万预付款，所谓“诱骗星伟公司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说法怎能服人？



三、行为人签定合同以及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使用欺骗手段。



欺骗可以在签定合同之时，以虚构的单位或伪造的票据、虚假产权证、抵押物等手段，签定根本不可能履行的合同，也可以是隐瞒自己的非法占有的真实意图，在获取对方预付财物之后即逃匿。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行为人在获取对方的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以及使用上述款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无法返还的，都属于诈骗情节。



但应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条款适用的前提是获取了对方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也就是说，行为人的合同义务尚未履行。如果行为人已完全履行合同或已大部分履行，款物即应属于行为人所有，而不应再适用本条来考察。正确理解这一点，对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合同纠纷案件中，合同一方往往可能对另一方持消极态度，甚至于避而不见，这十分常见。此时如果不考察其合同履行情况，就很容易认定其主观上存有犯罪故意。



在本案中，郭某的企业是合法的，签订合同时当然不存在种种虚构行为。那么再分析，郭某是否具有“隐匿”钱款或“逃匿”情节呢？如上分析，“隐匿”或“逃匿”建立在接受预付款而不履行合同的的前提上。而依照煤运公司的计算，对方的付款（引起争议的151万）是在支付过去欠款，星伟公司单方认定其为预付，却拿不出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相反，如果这151万就是预付款，又为何再次预付150万元？这说明在帐目未清的情况下，连星伟公司自己也不认为在对方处还有预付款。既然郭某收取的是货款，所谓“隐匿”或“逃匿”的构成前提就不存在，郭某得到款项之后如何使用，完全是其经营自主权。不能以款项被转出，未在公司帐户，即认定为“隐匿”。



其次，双方产生纠纷后，郭某还多次前往南召，就在南召宾馆住宿，并与当地政府官员往来接触，一切都正大光明，实际行迹上也没有“逃匿”嫌疑。郭某派会计去算帐，而自己不愿再与星伟公司人员纠缠，躲避他们，这也符合人之常情，据此而认定其具有“逃匿”嫌疑，显然有些片面。



综上所述，区分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应该紧扣主观方面，而对主观方面的认定，又必须全面客观，不能断章取义，割裂时空。对于双方确实存在争议的问题，不能单纯依据刑事高于民事的原则，而完全抛弃民事原理。譬如本案中，如果考虑到民事原理，其一，物资公司名下的合同与付款，星伟公司却称是自己所付（当时其公司未成立）这显然是十分荒唐的说法；其二，星伟公司承继物资公司，就应负担其债务，星伟公司以内部协议无约定而拒绝负担，显然也是不成立的说法。这样星伟公司报案被诈骗198万，已经不攻自破，何须大费周折，历经两年，耗费大量的诉讼资源呢？因此，完全抛弃民事原理，就失去了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而会造成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主观方面的混淆，这实在是有违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