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自由心证来确定。可见，对于取证困难的故意犯罪，在刑法上另行增加一个相应的过失犯罪，可以在较大限度内防止这类故意犯罪完全逃脱罪责，例如，对于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的奸淫幼女犯罪，可通过相应增加“过失奸淫幼女罪”来应对取证困难的问题。此外，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等取证困难的故意犯罪，也可采取增加一个相应的过失犯罪的方法应对取证难的问题。取证难的故意犯罪在法定刑上当然应高于相应增加的过失犯罪，因此，这种立法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体现了刑法的正义。
2、对于个别取证困难的犯罪以不作为犯罪予以规定，在条文上规定，行为人具有说明某种特定事实的义务
我国刑法典第395条所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即属于不作为犯罪，条文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说明某种特定事实的义务。根据这一条文规定，当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时，由于其财产来源可能是合法取得，也可能是非法所得，因此，该国家工作人员即产生了说明其财产真实来源的义务，如果其故意不履行说明其财产的真实来源（包括不说或说明无法令人信服）的义务，就是以不作为形式侵害了廉政侦查审理制度，从而构成该罪。在这一种案件中，财产来源只有两种可能，即合法取得和非法取得，如果其说明财产来源为非法所得，就根据非法所得的情况另行处理，而不必按此罪处理，因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规定的说明其财产真实来源的义务主要是说明其财产来源具有合法性的义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故意犯罪，即国家工作人员故意不履行说明的义务才可构成此罪。如果其过失不履行说明义务，或根本不可能履行说明义务，则不构成此罪。正因如此，笔者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属于严格责任犯罪。实践中，可能有些犯罪嫌疑人会说，这些巨额财产是合法取得，或者记不清如何取得，其本人想说明，但根本没有能力说明。这一情况类似于贪污案或盗窃案，一些犯罪嫌疑人往往会说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由于罪过具有内在性，需要通过对客观事实来推断认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罪过认定应结合各种客观事实来进行，由法官依自由心证原则判断，而不能偏听犯罪嫌疑人的一面之辞。有人认为，根据刑法典第395条的前部分规定以及后面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的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于罪过推定的严格责任犯罪。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笔者认为，该罪的罪状仅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后面一句“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已不属于该罪的罪状范围，它应与该款最后一句“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结合理解，即这两部分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一个有关行政处罚（或称财产保安处分）的行政规范，而行政法是可以适用严格责任的。当然，刑法第395条的条文尚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对个人合法财产的来源，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知道其来龙去脉的，极个别也可能因过失而不能说明财产真实来源，而对于绝大多数非法财产的来源，也是知道的，但是，如果非法取得的财产的次数过多，可能就记不清部分非法财产具体的来龙去脉了，但是，其非法来源是清楚的，如果其承认这些财产为非法财产，又不能证明其具体的犯罪，这属于因过失而不能说明其财产来源。可见，有些财产属于因过失而不能说明真实来源的财产，由于国家工作任务过失不能说明其巨额财产来源，也会侵犯廉政侦查审理制度，具有社会危害性，因此，我国刑法应增加一个相应的过失犯罪，即“巨额财产过失不能说明来源罪”，其社会危害性与故意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较为相近，因此，两者法定则可以相同。为了应对取困难的犯罪，除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可以以前述不作为形式规定为犯罪外，对其他个别取证困难的犯罪，也可以考虑以不作为犯罪的形式予以规定，在条文明确规定行为人具有说明某种特定事实的义务。
（二）确立正确的刑事诉讼证据原则，应对取证困难的犯罪
犯罪事实的不可再现性注定法官认定的事实和客观事实将存在一定差距，两者达到完全一致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而罪过的内在性注定只能通过客观外在事实去推定行为人的心理状态，这一推定过程必定要采取推理，需要法官内心确信，因此，在刑事诉讼实践中，让法官以证据确凿充分来定案，在相当多案件中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前述所说的取证困难的犯罪。这些取证困难的犯罪与其他刑事犯罪相比往往还具有隐秘性或静态性，寻找其确凿充分证据更为困难。为了更好地打击取证困难的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体现刑事诉讼的公平和效率，我国刑事诉讼应采取科学的证据认定原则。
自由心证原则因其合理已被许多国家普遍适用。自由心证的主要内涵是，法律不预设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而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来自由判断和认定事实。其证明标准是要求法官内心对于案件事实真实性的认知达到确信程度。⑧自由心证原则较为合理，应当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认定原则，并在立法上予以规定。对于前述取证困难的犯罪而言，由于其具有隐秘性或静态性，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还可专门对这些特殊犯罪规定一些相对宽松的证据认定规则，以便使自由心证原则在这类特殊案件里得到科学的贯彻。如果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证据认定方面确立了自由心证原则，就可以使我们能更好地打击和预防取证困难的犯罪和其他犯罪。
（三）加强行政立法和民事立法，惩治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违法行为和民事违法行为
英美法系国家所规定的绝大多数严格责任犯罪，在我国仅看成一般行政违法行为和民事违法行为，而我国行政法和民法均存在严格责任的规定。因此，我们可以加强行政立法和民事立法，适当扩大行政法和民法上严格责任的范围，适当加大这些民法和行政法上严格责任行为的处罚力度，以保证各种维护公共利益的行政、民事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我国没有必要象英美法系国家那样将这些行为规定为严格责任犯罪而动用刑罚，我们通过加强行政、民事立法和执法同样也可在很大范围内达到英美法系国家确立严格责任犯罪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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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欧锦雄，男，1964年10月出生，广西玉林人，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
注释：
①刘仁文：《严格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15页。
②转引刘仁文：《严格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16页。
③参见刘仁文：《严格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16-19页。
④参见刘仁文：《严格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28页。以及李兰英：《试论严格责任犯罪》《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二期第22页。
⑤参见李兰英：《试论严格责任》，《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第22-23页。
⑥参见刘仁文《严格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98页。
⑦参见邓文莉：《我国环境刑法中不宜适用严格责任原则》，《法商研究》2003年第2期，第33页。
⑧邵明：《析自由心证原则》，《人民法院报》2003年9月23日，第3版。


Deny the Strict Liability in Criminal Law
Abstract: the Criminal Law of our country should not stipulate the strict liability. Because the system of the strict liability will destry the theory of criminal compoe of our country ,and will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also will violate the justice of criminal .
To the crimes which infringe public welfare and the crimes which are difficulty in obtaining evidence, we can make some countermeasure in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jurisdiction .
Key words: deny ,strict liability, criminal law,countermeas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