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依然比较严重，犯罪呈现国际化、暴力化、智能化的走势，保留死刑有利于惩治这些犯罪，从而维护国家和人民的重大利益。保留死刑也有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死刑的惩罚、威慑、预防和安抚作用，对实现刑罚目的有着重要意义，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3、我国现行刑法保留死刑的情况
　　1997年刑法中，死刑适用的范围较广，罪名较多，共涉及70个罪名。
　　从罪名的分布来看，刑法分则的十章中，有九章都规定有死刑，占章数的90%。再从每章的具体分布来看，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共7个罪名，即第1至第7，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0%；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共14个罪名，即第8至第21，占死刑罪名总数的20%；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共17个罪名，即第22至第38，占死刑罪名总数的24.3%；第四章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共6个罪名，即第39至第44，占死刑罪名总数的8.6%；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共2个罪名，即第45至第46，占死刑罪名总数的2.9%；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共8个罪名，即第47至第54，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1.4%；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共2个罪名，即第55至第56，占死刑罪名总数的2.9%；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共2个罪名，即第57至第58，占死刑罪名总数的2.9%；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共12个罪名，即第59至第70，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7.1%。因此死刑适用数量的排列序顺应为：第一位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二位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三位是军人违反职责罪；第四位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五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第六位是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七位是侵犯财产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
　　从死刑罪名占该章罪名总数的比例来看，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占58.3%；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占33.3%；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占18.1%；第四章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占16.2%；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占16.7%；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占6.7%；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占9.5%；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占16.7%；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占38.7%。因此，其由高到低的排序则为：第一是危害国家安全罪；第二是军人违反职责罪；第三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第四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五是侵犯财产罪、贪污贿赂罪；第六是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七是危害国防利益罪；第八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此外，从罪名的单一性和选择性上看，单一罪名有46个，占65.7%；选择罪名有24个,占34.3%。
　　（二）、限制死刑
　　1、原因
　　首先从历史上讲，尤其在盛世，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博取“民心”，尤其注意贯彻“慎刑”思想，如唐代实行“三复奏”甚至“五复奏”。历代对死刑都采取审慎的态度，新中国对其进行了合理继承。其次，从现实上讲，限制死刑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同时由于腐败现象的存在及技术的不先进性，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严防错杀是必不可少的。再者，从死刑本身讲，死刑的威慑力来源于死刑适用的必要性和谨慎性，只有在必要的时候谨慎用刑，才能起到其应有作用。另外生命的丧失具有不可恢复性，必须严防错杀，以免不可挽回的损失。
　　2、具体限制
　　我国现行刑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死刑予以限制：
　　（1）从适用条件上限制
　　《刑法》第48条第1款前半段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从而将适用死刑的条件界定为“罪行极其严重”，也即犯罪性质、犯罪情节、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的统一，有效地对死刑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从刑法分则看，对于可以判处死刑的犯罪及其情节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如《刑法》第234条第2款规定，故意伤害罪只限于“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可适用死刑，除此以外，无论情节怎么严重都不能适用死刑。刑法分则中，除极个别的以外，死刑都是作为选择刑来规定的，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刑罚方法共同构成一个量刑幅度。加强了慎用死刑的可操作性。
　　（2）从适用对象上限制
　　《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法律明确规定将“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这两类人排斥于死刑适用对象之外，进一步限制了死刑的适用范围。前者主要考虑其尚处于世界观形成时期，心理可塑性强，应着重教育改造。后者则体现了刑罚的人道主义原则。
　　（3）确立死刑缓期执行制度
　　死缓制度是我国刑法的独创。《刑法》第48条第1款后半段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即对应判处死刑而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死刑的犯罪分子，可以给一个缓冲的机会。若在两年中：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死缓制度大大缩小了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范围。
　　（4）从适用程序上限制
　　首先从案件的管辖上讲，据《刑事诉讼法》第20条规定，死刑案件只能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基层人民法院无权审理死刑案件，当然也就无权适用死刑。从辩护上讲，《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款规定：“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充分体现了对死刑适用的审慎态度。在核准程序上，《刑法》第48条第2款前半段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规定了严格的核准程序，客观上限制了死刑数量，保证了办案质量。另外，《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3款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和判处死刑的第二审案件，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些规定，从审理、复核、核准程序上作了严格的限制，保证死刑最大限度得到正确适用。
　　（三）、死刑执行
　　1、执行主体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具体执行死刑的人民法院是作出死刑判决的原审人民法院，防止执行混乱。
　　2、执行依据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8条的规定，执行依据是死刑判决生效后并经核准法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体现一种严肃的态度。
　　3、执行场所
　　《刑事诉讼法》第212条规定：“死刑可以在刑场或者指定的羁押场所内执行。执行死刑应当公布，不应示众。”执行过程应秘密进行，不能公开示众。而在古代则采取行刑公开，以扩大刑罚的威吓作用。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我国现行规定无疑是合理的。
　　4、执行时间
　　《刑事诉讼法》第211条规定：“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应当在七日以内交付执行。”这一规定从两方面考虑：a、人道主义考虑，避免罪犯长时间坐以待毙造成的巨大精神痛苦。b、执行便利考虑，防止死刑犯利用执行前较长的时间间隙逃跑、自杀或者采取孤注一掷的其它有害行动，而带来不必要的周折。
　　在古代，秋冬行刑是“天人合一”思想在刑罚执行中的反映。秋冬是肃杀、蛰藏的季节，在此时间执行死刑符合自然秩序的要求。唐、明、清皆秋冬行刑。在现在的一些地方，实践中，将犯人集中在一起执行，或在元旦、春节、国庆前夕统一执行，以强化威慑作用，以为稳定节日秩序创造条件。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且节省财产，但并不合理，应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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