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对这一刑法上“特殊缓刑”的规定，一般均认为这是战时的特例，对其存在的法理依据研究甚少。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是认为这种规定是：“军事指挥官介入军事司法程序对实体问题的处理,……不仅可能使原判刑罚不再执行,甚至可能使判决归于无效,因而军事指挥官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审判的最终结果。军事指挥官介入军事司法过程,虽然影响了军事司法的程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军事司法裁判的最终结果,但并不因此意味着战时军事司法权就具有军事指挥权和国家司法权的双重属性,其本质上仍是国家司法权,只是在此呈现出更为浓厚的军事指挥权色彩。”
　　（二）、刑法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定罪”罪后情节
　　1、“强奸后通奸一般不宜以强奸罪论处”的规定
　　1984年4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第一次性行为违背妇女的意志，但事后并未告发，后来女方又多次自愿与该男子发生性行为的，一般不宜以强奸罪论处。”这个司法解释显然是罪后情节影响定罪的最突出表现。根据现行刑法规定,只要行为人第一次强奸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就成立了强奸罪,就必须提起公诉。事后被害人意志的改变，无论是真正原谅了犯罪人还是出于其它考虑，仅能影响该罪具体量刑，而不能影响定罪。
　　2、盗窃罪中“不作为犯罪处理”的规定
　　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标准，但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２、情节轻微并主动坦白或者积极退赔的；３、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1998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盗窃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但情节轻微，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２、全部退赃、退赔的；３、主动投案的；……”虽然根据刑法第13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而如果严格按照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当盗窃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情况下，罪后的投案、自首、坦白及退赃行为，是不能影响定罪的，即可以免其刑但不能免其罪。
　　3、邪教犯罪中“不作为犯罪处理”的规定
　　1999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两院”司法解释的通知规定》规定：“对于受蒙蔽、胁迫参加邪教组织并已退出和不再参加邪教组织活动的人员，不作为犯罪处理。”2002年5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提到的“因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又制作、传播的，不论数量多少，都要根据《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定罪处罚，但情节轻微，行为人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不作为犯罪论处。”这些规定是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把涉案人数众多，情节显著轻微的邪教信众排除出犯罪，以减少打击面，稳定社会，利于反邪教斗争的顺利进行。但和盗窃罪中“不作为犯罪处理”的规定一样，在刑法法理上都值得探讨。
　　4、涉及民用枪械及危险品犯罪中“不作为犯罪处理”的规定
　　2001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指出：“对于《解释》施行前，行为人因生产、生活所需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依照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作为犯罪处理。”而根据我国司法解释时间时间的一般原则，刑法司法解释和被解释的条文同时生效，即刑法司法解释对刑法颁布后，解释作出前的犯罪行为有溯及力。但这上述《通知》却有条件排除了《解释》在这类涉及民用枪械及危险品犯罪中的应用，笔者认为司法者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民间长期形成的“为生产、生活所需制造、买卖、运输（民用）枪支、弹药、爆炸物不为罪”的思想难以由于刑法的笼统规定，得到消除。在当事人确实无法理解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若严格按照刑事违法性来定罪，似乎缺乏主观归责的依据。
　　四、罪后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角色定位
　　严格按照定罪原则，罪后情节仅应作为量刑情节出现。“量刑情节包括罪中情节、罪前情节和罪后情节，外延比较宽泛。定罪情节只限于罪中情节，外延比较窄。”《中国刑法词典》指出：“定罪情节与犯罪构成诸要件联系密切。各个定罪情节贯穿于各犯罪构成要件之中，犯罪构成四个方面的要件，实际上就是对诸种定罪情节的概括归类。”也就是说，定罪情节客观存在于犯罪中，与犯罪构成要件的要求一致。罪后情节出现在犯罪发生之后，本身脱离犯罪构成要件，不可能属于定罪情节。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的刑法规定和刑事司法实践中，是以“量刑”罪后情节为原则，“定罪”罪后情节为例外的。甚至在个别条文规定中，罪后情节既可能是量刑情节，但在前行为达不到法定定罪标准时，又作为定罪情节出现，如上述“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可见，刑法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定罪”罪后情节。如何理解这种规定，这种规定有无存在的必要及这种规定在何种程度上造成司法实务与刑法法理相左？值得深入探讨。
　　（一）、作为原则的“量刑”罪后情节
　　虽然刑法规定和司法实践中存在“定罪”罪后情节，罪后情节原则上仅应有量刑功能，这一点应该得到刑法法理上的确认。“定罪”即某一行为之所以作为犯罪处理,首先是由于这种行为造成了危害结果,或者至少具有危害危险，同时人的行为受主观的意识与意志支配，因而对犯罪的评价溯及主观危害性。“犯罪构成要件是罪体与罪责的统一。罪体是犯罪的客观层面,是对犯罪的客观评价;罪责是犯罪的主观层面,是对犯罪的主观评价。因此在定罪活动中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就是要以罪体与罪责作为认定犯罪的标准。”具体到个罪构成的“罪体”和“罪责”，某一犯罪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和由此表现的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是规定具体个罪的根据。因而罪后情节显然不属于定罪情节。
　　1、罪后情节不属于个罪“罪体”
　　司法实践中认定犯罪，如属危险犯，只要实施了被刑法禁止的行为就可能构成犯罪；结果犯在发生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必须确证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罪后情节发生在特定个罪禁止的行为实施完成后或者危害结果产生后，脱离了特定个罪所要谴责的行为和该行为所体现的行为人主观恶性本身，不属于具体个罪的“罪体”。以实践发生的案件为例：徐某因小事和妻子发生争斗，失手致妻子死亡，后为逃避侦查分尸潜逃。显然，“分尸潜逃”是故意伤害罪的罪后情节，在这起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中，犯罪客观方面的因果关系链中的“因”是“犯罪人击打行为”，“果”是“被害人死亡”这一加重结果。考察该犯罪行为的性质应从该犯罪的客观方面入手，而该犯罪客观方面始于行为着手准备或实行之初，终于死亡结果的既成。“分尸”是死亡结果造成后的罪后行为，不在这一因果关系的范畴之内。故意伤害罪客观方面所预设的因果关系是伤害行为和伤害结果或“致人死亡”加重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案件定性就应该着眼于该因果关系中行为和结果间的客观行为及由该范围内行为表达的主观故意，“分尸”行为并不在故意伤害罪所预定的法定因果关系之内，不符合该罪“罪质”的要求。如果“分尸”还构成其他犯罪，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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