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苏维埃）作一比较。“苏维埃制度”就是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只有工农两个阶级享有政治权利。而人大制度是全体“人民”享有政治权利。关键是我们所讲的“人民”，在建国之初，除了工、农以外还有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国旗“四颗星”），这较之仅含工农兵的苏维埃制度来，显然具有更加广泛的民主性。现在，我们的“人民”则是指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与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显然更加广泛了。

　　二，发展了“议行合一”的原则

　　如前所述，由人民选举并监督的人民代表大会统一掌管“议”与“行”等全部国家权力——这意味着坚持“议行合一”的原则。但是，我们并没有固守巴黎公社“议行合一”的具体模式。巴黎公社时，由巴黎全市各个选区直接选出的86名委员组成公社委员会，下面又设立相当于政府各部的10个（小）委员会。公社委员既行使立法权与决策权，又分头兼任各（小）委员会的负责人直接行使行政权。这是典型的“议行合一”——合于一个机构、一套人马。后来，苏维埃贯彻这一原则时已经开始有所变化，另设了一个人民委员会具体行使行政权。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坚持“议行合一”原则的同时，也专设“一府两院”。人大与“一府两院”各有具体的职权，在实际运作中各有相对的独立性。这表明对巴黎公社“议行合一”原则的发展。而依照现行宪法规定，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职务，即不同国家机关的人员有所区分（一定程度上的不兼职）。这对于苏维埃贯彻的“议行合一”原则也有新发展。有人正是依据这些“新发展”，认为我国抛弃了公社的“议行合一”原则。本人认为，应当分清“发展”与“抛弃”的两个不同概念。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中国特色，还有如：选举制度方面的某些灵活变通方式，人大与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相结合等。

　　鉴于上述一系列分析，我想更可以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代议民主共和制政体”这一命题了。我不认为“代议民主共和制”作为一种政体形式，有什么“姓社姓资”的属性，而是说，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结合的代议民主共和制政体。至于“中国的”，实际涵义是“中国特色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回顾与前景展望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遵循着如下的历史逻辑的：否定君主专制制，走向民主共和制；不搞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制，走向苏俄式的民主共和制；不照搬苏维埃模式，走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代议民主共和制。当然，这是长话短说。展开来讲，可以长篇大论。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制度经历了“曲折发展”－“严重挫折”——“恢复健全”的三大阶段。

　　在第三阶段，即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人大制度无论在“理论认知”方面，还是在“制度建设”与“实际运行”方面，都取得了喜人的进步。本人是这一制度的研究者，也是这一制度发展变迁的见证人之一。当然，我认为，较之理论设计、制度安排、宪法规定，较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距离”就是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人大制度肯定还要进一步向前发展。——这不是个人主观臆断，而是基于对一系列客观动因的分析后作出的判断。这些客观动因主要是：

　　第一，顺应民主潮流之必需。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现代，民主政治成为其主要特征。诚然，民主不一定是最好的政治形式，但至少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创造的最好的政治形式。民主发端于西方，但时至今日早已成为世界潮流。这是“世情”。当然可以认为，世界民主潮流包含两股“分潮流”，一为西方民主，二为东方民主。我们可以不搞“西方”，但我们不能不搞“民主”；我们必须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为此，就必须进一步发展我们的“人大民主”，发展我们的人大制度。在此过程中，也不排除借鉴与吸取西方民主中可为我所用的成分。

　　第二，树立科学发展观之必需。我们所追求的“小康”与“现代化”都是全面的概念，都是指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全面发展，归根到底，又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社会的还是人的全面发展，都包含着政治方面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政治发展也是硬道理”，这里理所当然地包含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包含着具有“根本”意义的人大制度的发展。

　　第三，扩大有序参与之必需。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推动着利益的分化与清晰化。不同主体（群体）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追求与维护，愈发需要进行利益表达——政治参与。如今，人民群众除了物质、文化两种需要在日益增长外，“第三种需要”即政治（参与）需要也在日益增长。如果我们的民主制度不健全，那么，政治（参与）需要很有可能在体制外泛滥、冲撞，甚或陷入“享廷顿公式”：社会不稳定＝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从而阻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此，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其中，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当看到，人民的政治参与需要是民主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从这一意义上说，人大制度正处在最好的发展阶段。

　　第四，适应权威转型之必需。新中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长期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造就了少数极具传奇色彩的超凡人物。他们很自然地成为后来的开国元勋、“政治强人”，其个人魅力、个人威望往往胜于制度的功能。其效应，有时是正面的，有时是负面的。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革命后社会‘常常会出现这类’魅力型”权威的现象。但当常态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后，后起的政治权威一般不会再将控制、整合、引领社会的希望系于个人的魅力与威望之上，而会更加重视制度的因素。这就意味着政治权威从“魅力型”转向“法理型”。我国正处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民主、法治、宪法、制度的功能必然日趋提升。人大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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