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等政治管理方式纳入法律轨道，保证政治法治化的形成和维持。此外，法律还为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提供必要的途径，使普通公民通过合法活动实现对政府相应的控制。

　　当然，也应看到，法律对于政治行为的规范功能是有一定限度的，并非任何法律部门都能规范任何政治行为。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明文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提起的诉讼，也不受理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因为这些行为涉及国家主权或重大国家利益，有很强的政治性，或者这些行为具有较多政策性成分。对于这些现有诉讼制度无法规范的政治行为，只有留待以后建立的宪法诉讼制度加以调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法律功能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发现法律制度的缺陷或漏洞，从而进一步加以完善。 政治法治化的第三要素表现为政治发展的法治化。 政治发展是指对政治关系的变更和调整。政治关系的质变过程即政治革命，是以阶级为政治主体的，旨在推翻另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暴力行动，是实现政治权力迅速变更、用一种政治体系取代另一种政治体系的激烈的变革。政治革命的斗争锋芒都是指向实行统治的阶级，其首要标志是夺取政权。所以，一般地说，政治革命都要冲破体现旧的统治阶级国家意志的法律，而不可能在旧社会的“法制基础”上进行。但一俟革命成功，胜利者又要以法律巩固自己的成果。 法国第三等级（Tiers）正是通过起草一部新式宪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政治纪元。[5] 政治改革是通过一系列政治措施进行的。法律使政治措施既具有合理性，又具有现实性。同政治革命不同，政治改革是政治关系的量变过程，是对政治关系的调整和完善。这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中的政治领导集团根据社会利益矛盾状况及其对政治权力的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旨在改进政治体系、调节政治关系以巩固和完善其政治统治的政治过程。作为一种有计划有步骤的政治变革，往往都伴随着法律的运作。因为法律能够为政治改革指明方向，为政治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保障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并且巩固政治改革的成果，从而防止和清除弊端，推动政治不断进步。这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改革往往被称为“变法”的原因。 政治问题法治化是政治法治化的第四要素。 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问题。有的政治问题要靠暴力甚至战争来解决，但同时也有许多政治问题可以用法律手段去解决。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因此，所有的党派在它们的日常论战中，都要借用司法的概念和语言。”[6]

　　在诸多政治问题中， 一个国家民族的政治团结居于突出地位。通过法律，能够增强民众的凝聚力。克林顿在《希望与历史之间》一书中写到：“美国人不是通过种族、宗教或任何其他显著的特性联结在一起的，而是通过共同忠诚《独立宣言》、《宪法》和《权利法案》，通过共同接受公民身分的权利和义务的共同性而联结在一起的。”[7]国家的基础一步一步由血缘、族类向法律过渡，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向。新中国建立以来，有关民族区域自治方面的法律，对于解决民族争端、增强民族团结均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尤其在当代，和平与发展已变成世界政治生活之主题，法律正愈来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益发挥出特有的功能。1987年4月， 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做出一个范例。”[8]起草工作完成后， 他充分肯定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是一个具有创造意义的杰作。”[9]在中国对香港、澳门收回主权的过程中，1990年4月4日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1993年3月31 日通过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把“一国两制”的伟大政治构想制度化、条文化，从而使人民增强信心，打消顾虑，成为政治决策与现实生活的中枢或桥梁。这两部法律也为将来政治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典范。

　　Ⅲ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离不开社会主义法律功能的发挥。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0]目前，我国政治法治化的最主要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法治化。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把民主看作是一种国家政体。马克思主义认同和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民主观，但又有所发展。马克思认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11]列宁指出，就民主的本意讲，它首先是“大多数人的统治”，并且，“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力。”[12]总之，我们在理解民主的概念时，首先要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来理解，它包括国体和政体两个方面；同时，又不能仅仅停留在国体和政体的原则上，而要看到这些原则必须具体化为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特别是平等权利，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大多数人的统治权力。在权利这个层面，民主从消极意义上讲即没有特权；从积极意义上讲即人人平等。再一点，理解民主概念时，也不能仅仅将民主与政治相联。民国初年，“文化怪杰”辜鸿铭曾发表过一段挺严肃的议论：“真正的民主，其实质不在于民主的政治，而在于民主的社会。”[13]这种认识前进了一步。然而，必须看到，要实现民主社会，必须先有民主政治。正因为如此，我国才把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相提并论。民主之于政治，就其功能而言，虽不必然能够达到“最好”，却一般可以防止发生“最坏”。 社会主义法律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功能，体现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法治化。民主模式并不是单一的，法律对某种民主模式的选择决定着国家民主生活的基本走向。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离开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是社会主义民主，而可能会导致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民主愈健全，法制的威力愈强大；民主愈发展，法制作用的发挥越充分，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法制。

　　反之，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没有健全的法制，民主就会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国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却是法律规定的存在。民主制的基本特点就是这样。”[14]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争得了社会主义民主，就要用法律来确认和体现这种新型国家政权的性质和作用，使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获得法律上的保障。正如邓小平所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5]社会主义法律也是人民运用国家权力实现自己意志的体现和保障，它规定了人民民主权利的范围，为人民行使民主权利指明了方向，使人们在行使民主权利时，有了清楚明确的可循标准；社会主义法律还通过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其他刑事犯罪，依法对敌对分子实行专政，保障人民真正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从而排除一切可能导致国家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巩固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脱离开法制，即使号称所谓“大民主”，实际上只能使大多数人不自由，只能造成动乱，因此决非真正的民主，决非社会主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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