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区分开来，那么，对于某些规则来说是例外，但这例外并不同元规则相矛盾。在横行关系上，即使按照别的程序将某些特定的规则搁置起来，例外也不彻底否定规则。例外的情形要求决策快速，但这并不意味着决策优先。快速的决策的确要有相对的自主权，但是仍然受到元规则底线的限制。作例外处理比如允许对反宪法政党进行限制，一定得有证据证明宪法可能失效和某一反宪法政党缺乏理性；一定得在公正原则指导下进行。应由平等自由原则而不是集体利益和完美主义的价值来提供例外的正当性。

　　今天，当回顾德国纳粹史时，我们会轻易抛弃施密特的例外理论。但是，当市民不服从运动从道德上挑战程序中的弱点时，当民主化运动挑战既有宪政规则时，我们未必能立刻就会坚持程序主义的立场。以中国乡镇长直接选举为例，不少人对四川省步云乡乡长直选持肯定与赞扬的态度，但对其违宪的做法（ 按：宪法规定乡镇长由人代会选举产生）不屑一顾。这里又涉及到一个深刻的悖论问题：为了扩大地方民主，人们支持这种做法，但是，民主化本身就是为了确立宪政规则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为了解决这个悖论，深圳大鹏镇搞两票制，即既符合宪法规定，又满足深化地方民主化的要求。[8] 这里坚持宪法规则的好处远远大于违反宪法而推进乡镇民主化所带来的好处，而坚持宪法规则之弊端远远小于违宪所带来的无穷之弊端。我们绝不可以民主化这个美好的价值来证明例外的合法性，来轻视宪法规则的神圣性。

　　最后，我们将从社会文化条件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施密特的例外理论在社会政治转型中、在落后的发展中的国家中很容易找到他的朋友和支持者。因为这些国家对规则不重视，可以举出一大堆例外的例子，其中不乏有一些令人信服的理由。但是，在一些发达的民主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民主程序始终占上风，遵守程序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程序化了的习惯。最为生动例子就是近期的2001 年“911”恐布主义袭击美国事件。在被劫持的一架飞机上美国男子乘客口头投票一致决定与恐布分子搏斗。在这样极为危险的事件中，美国公民的反应是习惯性的，按照既定的民主规则作出决定。有人也许会说，把发达国家中已经生活化了的民主程序搬到发展中国家，是不恰当的。这种说法强调了民主程序的社会文化条件，强调了程序论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有着不同的地位和特征。但是，这种特殊说并不能否定程序主义的普遍性，发展中国家需要一步步地走向一个大家遵守规则的程序社会，破除各种例外论，正确地对待例外问题。这是建立一个宪政社会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 Brennan， Geoffrey  Buchanan， James M. （1985）， The Reason of Rules：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DworkIn， Ronald （1977），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London： Duckworth.

　　3 Hardin， Russell （1980） ‘The Emergence of Norms’， Ethics， 90， pp. 575-87.

　　4 Hardin， Russell. （1988）， Morality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 McCormick， John P （1993）， ‘Addressing the Political Exception： Machiavelli’s “Accidents” and the Mixed Regim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7， No.4， pp.888-90.

　　6 Nicoletti， Michele （1987） ‘A Review of Carl Schmitt nella Stampa Periodica Italiana （1973-1986）’， Tolos， No. 72， pp. 217-24.

　　7 Pye， Lucian W. （1968），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8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Cambridge，Massachusetts： The M.I.T.Press）。

　　9 Rawls， John （1964） ‘Two Concepts of Rules’，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55， pp. 3-32.

　　10 Rawls， John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Oxford： Clarendon）。

　　11 Samples， John （1987） ‘A Review of Political Theology and The Crisis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Tolos， No. 72， pp. 205-14.

　　12 Sartori， Giovanni （1989） ‘The Essence of the Political in Carl Schmitt’，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 63-75.

　　13 Schauer， Frederick（1991）， ‘Exception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58， No.3， pp.871-899.

　　14 Schmitt， Carl （1976），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translation by George Schwab of the 3rd ed. of 1932， 1st ed. 1928）。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5 Schmitt， Carl （1985）， Political Theology： 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trans by George Schwab，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6 Schmitt， Carl （1986） Political Romanticism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7 Schwab， George （1989）， The Challenge of the Excep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tical Ideas of Carl Schmitt between 1921 and 1936 （second ed.）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8 Slagstad， Rune （1988） ‘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 and its Critics： Carl Schmitt and Max Weber’， in Elster， Jon  Slagstad， Rune （ed.）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03-29.

　　注释：

　　[1] 何包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政府系教授。作者感谢郎友兴副教授的帮助，和萧功秦教授、季卫东教授的建议和批评。

　　[2]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吴庚教授著有《政治的新浪漫主义- 卡尔。史密特政治哲学研究》（ 台北：五云图书出版公司，1981 年版）； 刘小枫著有“ 施密特与政治哲学的现代性”（ 浙江学刊，2001 年第3 期）。

　　[3] Brennan 和Buchanan 在方法论层面上出色地捍卫了宪法的程序主义，但是他们没有涉及到例外的问题。Brenan 与 Buchanan 有关对宪法主义或规范主义的捍卫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 社会需要规则，因为假如没有规则，那么，生活就会“无伴、贫穷、问题众多和粗野的”，世界就会发生战争。（2） 在一系列游戏中规则得到执行，但是，游戏的参加者其命运有些不确定的。（3） 按照某些规则进行的进程是有独立的价值（1985：18）。

　　[4] 马基雅维利对例外的讨论可视为施密特理论的先驱。请参见 McCormick， 1993。

　　[5] 对委员专制面临的例外情形所作的批评参见 Schwab， 1989： 125， Samples， 1987： 213。

　　[6] 白鲁恂曾经讨论过下述家长式权威的一些长处：（1） 政治上灵活的可能性。领导人可以改变方向而不必担心失去立法者的支持；（2） 可以避免政治发展的二难因境，而这种因境会出现于法理式权威的国家中：（3） 尽管家长式的权威通常有逃避责任的办法，但是它也可以提高人民对求助于谁的敏感性； （4）决策的自主性有助于决策者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决策的问题。（Pye， 1985： 332-4 ）

　　[7] 施密特本人认识决策主义的局限性。在他的《政治神学》第二版（1933）前言中，他说决策主义者总是要冒着遗漏每次政治运动中不变的内容之风险。考虑这种风险导致施密特思考一些制度方面的东西，比如制度保证、多元论，将它们加到规范主义和决策主义之中。

　　[8] 参见何包钢、郎友兴的“步云困境：中国乡镇长直接选举考察”，《二十一世纪》，2001 年4 月号，第125-136 页。

　　何包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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