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对象的新说，资源说、知识说、知识组织说、知识可获得性说、知识集合说、符号信息说、公共信息交流说、有序化信息时空说等等，这本身就说明在新的环境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面临一个发展问题，图书馆学也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回答时代提出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研究对象问题并非一个不紧要的问题。
据马恒通在1999年《大学图书馆学报》第6期发表的《新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50年(1949-1999)》统计，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之说大约17种，大部分是近20年的创新 。黄宗忠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义、功能的新思考》，也列举了1957年以来的20种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观点林立，又不加以梳理，实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因此“旧事重担”实有必要，更有其时代意义。

反思之二：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一个还是多个。

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为什么至今争论不休时，黄宗忠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研究者从外延上探求研究对象是什么；二是研究者从内涵上探求图书馆的本质是什么，并以图书馆本质为研究对象。“由于上述两方面探讨的目的不同，角度不同，方法不同，对本质认识的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看法。”吴慰慈则认为，对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纷争，“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一是图书馆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的图书馆现象本身外在的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图书馆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在信息时代它又将呈现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形态，图书馆的发展无止境，人们对于它的认识也是发展变化着的；二是由于图书馆现象的复杂性，研究者因各人所站角度、所用方法的不同，所观察对象的范围有差异，也会造成结论的差异。”因此，他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是图书馆学最复杂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
那么什么是科学研究对象《辞海》(1999)认为“对象是指观察或思考的客体，也指行动目标。” 《现代汉语词典》把对象表述为，“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人或事物。” 王子舟把研究对象表述为“一门科学所要阐释的本质现象”，并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可见，谁也没有肯定地说每门科学只能有一个研究对象。如果有多个研究对象就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了。问题的争论也是从这里开始的。黄宗忠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表述就是有差别的。1962年，他在《试谈图书馆的藏与用》一文中提出，藏与用是图书馆的特有矛盾，规定着图书馆特有的本质，“是图书馆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点”。接着黄宗忠在《对图书馆学几个问题的初步探讨》(1963)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事业”。1988年，黄宗忠在《图书馆学导论》又解释到：“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不是具体形态的图书馆，不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具体的图书馆，而是不受时空影响的图书馆，是一种科学概念图书馆。”“由于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都是一个整体，在含义上区别不大，而且后者含义更广泛、更明确、更确切、更与世界大多数人的看法一致。”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黄宗忠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表述为“图书馆”。
据刘烈在《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1985)一文中的统计，国内外有关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有50多种，而且新的提法还在不断地出现。这表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并非不证自明和一成不变。交流说、资源说、知识组织说、知识集合说等并非没有其合理性。特别是200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馆学基础教程》（王子舟著），以一个全新的角度爬梳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引发了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新一轮的思考。作者认为知识是当代图书馆学的核心概念，图书馆员将以新的角色（知识工作者）融入到知识社会当中，由于图书馆的形态在信息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无墙图书馆、虚拟图书馆及数字图书馆，以“机构图书馆学”研究重点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动摇这就是各种新说出现的原因。作者进一步指出：“我试图站在知识论者的立场，希望图书馆能在知识的领域里前行，并使图书馆学成为对社会人群有益的一门科学”。
面对诸说的纷争，有人担心这会扰乱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对图书馆学的认识陷入“你不说我倒还明了，你越说我越糊涂了”的境地。那么情报学是否存在认识上的纷争呢？《我国情报概念的特点及其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反思之三：是多研究“问题”还是多谈“主义”。

《图书馆学对象研究：审问与批判》一文引用胡适的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来探讨当前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之争。作者认为：“研究对象问题就是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的‘主义’而不是‘问题’，或者说研究对象问题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而是一个‘伪问题’。”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这个比喻是否恰当，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这个“伪问题”是如何出笼的。“20世纪20年代以前，图书馆研究主要以图书馆技术方法为主，图书馆学理论不受重视。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图书馆学理论受到重视，而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重要部分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自然被突出出来（黄宗忠语）。”也就是说，在巴特勒和谢拉出现之前将近150余年，西方学术界并没有把图书馆学当作一门理论科学来对待。和我们今天的很多人一样，认为图书馆学就是图书馆工作，负责借书、还书、管理图书的工作。隐含的背景是图书馆学属于工作方法（技术），而非一种理论。刘国钧就曾在20世纪50年代撰文指出，整个学界没有给图书馆学应有的学术地位，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有感而发的。
由此看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被人们所关注，也仅仅只有50余年的历史，而这50余年中近20年为最活跃期。那么这20余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又是什么样呢（注：这里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与其研究对象是不可分的）《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的分析》一文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图书馆学基础研究由于没能（实际上也不可能）解决图书馆事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要求理论研究从思辨玄空落到现实中来的呼声急切，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对科学理性的追求，图书馆学基础研究从此陷入低迷徘徊的境地。短暂而略有建树的实践应用研究（如发展战略研究、文献资源建设研究等），由于只是图书馆学人的‘纸上谈兵’和‘一厢情愿’，并引起政府甚至同行的认可和践行，因而这个所谓的‘结合点’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好图书馆理论与图书馆实践的有机结合问题，更不消奢望能解决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事实上也没解决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大计问题，图书馆固有的模式和运用方式都未见有根本的转变。”[10]图书馆学研究的技术化倾向甚嚣尘上，基础研究被技术的迷信和狂热所湮没。然而在新世纪黎明醒来的每一个有学术良知、有理性的图书馆学人都不会否认这样一个现实“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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