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生活中的保守单调，为中国人民寻找一个可预期、可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任务。

    治理模式由社会形式决定[7]，但社会形态并不自动产生治理模式，而是需要人们主动地把握时机进行构建。治理模式是在一个时期根据一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形成的。它包括治理的主体和治理的方式两个重要方面。在传统社会形态下，由于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其治理主体呈单一性、排他性、不可选择性，其治理方式呈单向性。整个治理模式表现为百分之百的刚性，整个社会依赖统治者的暴力统治和对权力资源的垄断来支撑，整个社会只能在"?quot;和"乱"之中循环。在现代社会形态下，国家和社会处于明确的分工合作的状态，形成合作共治的局面。政府的产生源于公民的同意，政府的公共决策反映的是公民意志，社会和国家良性互动，政府和社会共同为公民提供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其治理模式具有多元性、双向性。

    社区建设中形成的沈阳模式，即以社区居民自治为主导的模式是现代新的治理模式的典范。沈阳模式的特点是建立以居住地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纽带，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为目的，以社区成员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手段，有党和政府领导、社会各方参与的区域文明小社会，形成共居一地、共同管理、共保平安、共建文明、共求发展的社会化自治管理的运行机制[8]。这些特点基本体现了现代社会形态下的新型治理模式。社区居民自治的意义是多重的，但无论如何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其在探索新型治理模式中的积极作用。社区是社会层次中最小的完整单元，是整个社会运行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社区居民自治就是中国治理模式的奠基石。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毕竟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之中，中国现代治理模式的成熟仍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积极努力。其中政府转换职能，将社会事务真正交给社区办理，完善社区自治制度，才能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  参考文献

    [1]  康晓光：《权利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  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2000年，未刊稿。

    [3]  吕济民：《有了社区自主权，当家就能做了主》，《社区》2001年12月。

    [4]  王海光：《从革命到改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5]  周鸿陵：《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1999年度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

    [6]  智贤：《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

    店1995年版。

    [7]  徐勇：《论治理转型与竞争一合作主义》，2000年，未刊稿。

    [8]  刘小康：《政府与社会互动：沈阳社区自治模式探微》，《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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