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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资，目前人们似乎有着诸多困惑：现有的工资水平是否与改革开放、GDP增长以及经济全球化等大背景相适应？现行的工资结构是否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利益分配特征？在职工福利保障制度已步入市场化的同时，现有的工资制度是否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物？这些疑惑的答案依然不确定：中国劳动力价值被低估了吗？“劳动力低廉”是否正成为财富掠多者冠冕堂皇的借口？是否需要重新定价中国的劳动力价值、改革现有工资制度？
 
  《中国经济周刊》调查了解，在无锡、苏州和上海等长三角地区，民工工资收入基本上和童阿根一样，大都在每月600—1200元，平均工资水平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相当，略高于中西部地区。这种使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的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按照往常的惯性，仍然忽略着工时、加班、假日权甚至劳动合同，在隐患四伏的环境里“捞钱”生计，容忍着向外界无法完整表述的生存考验。
　　
　　据无锡市劳动管理部门介绍，现在民工在无锡找工作并不容易。这和此前媒体报道的“民工荒”正好相悖，无锡市火暴不减的职业介绍所似乎可以佐证这种说法。

　　“这是假性‘民工荒’。”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王国进定论，“农民一年10个月空闲，加上1.5亿的劳动力储备，长期看，企业不会人力吃紧；但是农民工收入过低已渐成用工制约因素。”

  从理论上说，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体现，所以“谁来为劳动力价值定价”的答案当然是市场。

　　但事实上，中国还没有一个共同的劳动力价值的尺度；相反，中国劳动力定价的行业标价却十分明显。“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的中国古话，正演变为工资收入上的“人人害怕选错行”的现实话题，并造成了复杂而难以相互“沟通”的行业利益。

　　5月16日，记者采访了正忙于《知识经营战略研究》的复旦大学经济学学者王国进博士。

　　“中国工资行业化特点鲜明。垄断行业，如电信、石化和部分金融单位，员工收入要比其他充分竞争的行业高出一大截；外资类的员工收入一般也高于国内企业，民营企业收入差距很大，管理层的待遇远远超过金领。”王国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所有制方面，国企相对高稳定，外企相对规则，民企机制灵活。还有一个是职务差别，即由于职位不同而造成工资收入的悬殊差距，这种差距往往是非常不平等的，如同一企业内部，一个董事长或总经理的收入是一般员工收入的10倍、20倍，甚至更高，这就是一种不平等的收入差距。”

　　作为管理学博士后，王国进从管理学角度为《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实际上，我们应该肯定不同级别的人，由于其所承担的责任和压力以及所做贡献不同，而出现适当的差距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反对过分的收入悬殊，因为这往往会造成社会的分化，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