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知识与技术体现在社会体制中，并且通过人表现出来。显然，后工业社会是双重意义上的一个知识社会：首先，革新的源泉越来越多地来自研究与发展（更直接地说，由于理论知识居于中心地位，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了一种新型关系）；第二，社会的力量——按大部分国民生产总值和大部分就业情况来衡量——越来越多地在于知识领域。
在未来的社会里，不论人们如何下定义，科学家、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技术官员将会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但是，贝尔指出，如果对这些不同的作用要提出一些有意义的概括的话，讨论这一阶层或其中一部分人的权力时必须澄清四个问题：第一，技术专门才能在解决社会问题时的范围和限度；第二，对于这种出售“知识”而不是出售商品的新型工业的估价，以及这些工业在一国经济中的重要性；第三，以技术而不是财产为基础的任何新社会阶级的内聚力的基础；第四，技术人员和技术官员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并取代老资本家阶级的可能性。[2][p. 91]对贝尔而言，这些就是马克思以来的西方社会学著作中提出的种种社会发展。它们含蓄地阐明了马克思的第二图式，但是指出的发展方向是马克思未曾想到过的。在这些概念中，生产力（技术）取代了社会关系（财产）而成为社会的主要轴心，从这一点上出现了雷蒙德·阿伦等人著作中关于工业社会的思想。资本主义社会被视为正在发生变化，但在韦伯和熊彼特看来，这种变化并不趋向社会主义而是趋向某种形式的国家主义和官僚科层社会。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并且对于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社会运动来说，这些社会发展的理论在学术上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因此，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强调科学的作用与认识的价值为社会基本结构之必需；第二，它使决策更具有技术性，这就使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更加直接地参与政治活动；第三，它使现有的脑力劳动科层化倾向不断加深，从而造成传统意义上的知识的目的和价值发生一系列变化；第四，它产生和发展了技术知识分子，从而提出了技术知识分子与文科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2][p. 54]总之，对贝尔而言，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并不是一幅完整的社会秩序的图画；它是描述和说明社会上社会结构中轴变化的一种尝试。
    三、贝尔与马克思的对话
    贝尔非常愿意被人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看来，所有涉及社会演变的现代社会学说，都是在与马克思对话，既然是对话，也就难免有争执、冲突以至被背叛。通过对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的解析，可以看出，贝尔与马克思思想的交锋贯穿整个后工业社会理论。
    贝尔认为，先进工业社会中社会发展的理论问题，必然要以马克思为起点，但是按照两种人们不太熟悉的途径。有关资本主义未来的一般观点，来自《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在该书中预告了企业的集中化，社会分化为两个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不太被人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零零星星地描绘的一个很不一样的，极其引人入胜的社会发展图式。马克思预言企业管理中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预言了人数大大多于工业无产阶级的一个白领管理阶级的兴起；以及通过银行体系的集中化来取得资本的新方式。在贝尔看来，实际上，资本主义是按照马克思的第二个图式，而不是按照第一个图式发展的。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曾经有农场主、手工业者和独立自由职业者的一个“旧”中产阶级的话，那么，人们对于正在出现的经理、技术雇员、白领工人等等的“新”中产阶级又要说些什么呢。贝尔认为，这就是第二种图式的基础。马克思以格外敏锐的目光来观察这一现象。但是，“关于历史证据，由于马克思表明利润率的下降并无内在倾向，国家能干预和缓和经济危机，以及技术已成为资本再投资的一个公开方面，因此马克思在第一种图式中提出的倾向已经有了修改。并没有证据说明资本主义一定会由于制度内部的经济矛盾而崩溃。”[2][p. 73]
    那么，旧社会内部的“新社会”结构怎么样呢？贝尔称之为第二种图式的社会发展怎么样呢？这些因素在马克思以来的社会理论和社会进化的概念中起的作用是什么呢？贝尔认为，“如果人们读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所阐述的资本主义未来的社会学理论，他们就会见到：事实上，几乎所有都是同马克思的第二种图式的对话。”[2][p. 73]
    对贝尔而言，在马克思以后的西方社会学著作中，有两个主题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或工业社会转变的中心问题：一个是企业的官僚科层化；另一是新阶级之上升为社会的主导地位，从而改变了阶级体系的社会学性质。马克思曾经预见到许多这类变化。他写道：股份公司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3][p. 493]但是贝尔认为，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成为一个新阶级的问题。他也没有多谈官僚主义的问题。在20世纪中叶，官僚主义已经成为一切社会的中心问题。“说来奇怪，只有在一篇论文，即1843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马克思才正视这个主题。后来，除了附带提到以外，这个题目似乎已不成为马克思关注的中心。或许，其原因在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与政治关系的基本看法。”[2][p. 93]贝尔强调，正在兴起中的新社会里的主要阶级首先是一个以知识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专业阶级。一个新型社会的出现带来了财富、权力和地位的分配问题，这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中心问题。现在，财富、权力和地位不是阶级的标准，而是各阶级所寻求或获得的价值。社会上的阶级是根据划分阶层的基本轴心而产生的。西方社会划分阶层的两个主要轴心就是财产和知识。最终说来，阶级并不意味着一个特殊的人群，而是把取得、掌握和转移不同权力及其有关特权的程序制度化的一种体系。
    马克思提出了如何确定社会定义的问题，他的主张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下层建筑，以及由此决定的上层建筑。贝尔认为这是单一的因果论。他认为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的思想力图说明的不是因果关系（这只能用经验关系论来说明），而是趋中性。在寻找社会如何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它设法在概念性图式的范围内说明其它结构环绕在周围的那种组织结构，或者是在一切逻辑中作为首要逻辑的动能原理。对贝尔而言，概念性图式和中轴原理之所以有价值，是它允许人们用多方面的立足点来设法了解社会变化，但它并不摒弃在特定计划内理解关键结构或中轴原理的“首要逻辑”的价值。因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名词，都是马克思主义结构内以财产关系为中轴的概念顺序。前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这些名词是以生产和使用的各种知识为中轴的概念顺序。“以中轴为基础，我们可以突出相同点和不同点。这样，人们在解释社会变化时，就可以避免片面决定论，如经济决定论，或者是技术决定论，然而又能够在一个既定的概念内挑出一个首要的逻辑。人们摒弃了因果关系论，但又强调了它们的意义。人们也能够在解释社会方面创造一个‘互补性’原理。”[2][p. 17]
    总而言之，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是建立在同马克思就社会发展问题进行对话的基础上的。贝尔提出了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分析，但是他的若干观点和论断也还有待证实。然而，贝尔之所以在后马克思主义谱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他开创了从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中寻找后马克思主义因素的先河，这一点给我们很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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