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是异化的扬弃和人的本质的复归，从而为人的解放既找到了可能性根据，又找到了必要性根据，并全面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6]（P81）“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意味着人与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所以，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解答，它将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对立和纷争。但他又提出，共产主义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也不是人的解放的终点，而只是一个阶段，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6]（P93）。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到，马克思此时的基本哲学观点是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虽然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上已经远远超过费尔巴哈，但他毕竟还是从符合人的普遍本质的所谓“真正的人”的观点出发来观察宗教、政治和人的解放问题的。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马克思虽然阐发了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但由于马克思此时的共产主义还是一种以伦理为前提的哲学共产主义，所以他对人的解放的途径提不出现实的可行性方案，对这一解放的现实基础与环境问题也无法进行科学界定。因此，从理论的逻辑论述上，马克思此时是从一种先验的人的类本质设定出发的。以人的先验的类本质为前提，以现实社会中的异化为中介，以对异化的扬弃为理论指向，这是以费尔巴哈的人本异化逻辑对人的解放的哲学论证所具有的特征。

    三、从对方法论原则的超越到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解放思想的科学界说在被恩格斯赞誉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革命性转变。“表面看来，《提纲》主要出于批判旧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理论兴趣’，但联系马克思当时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曾经认为费尔巴哈为共产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个背景，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依然是在为自己的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寻求更加坚实的理论出发点。”[7]（P61）这个“理论出发点”就是实践。“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P56）。在此基础上，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分裂被真正扬弃了，先前马克思从理想化的主体性劳动（类本质）出发的价值悬设的彼岸性（“应该”）也才第一次被彻底消除。从实践出发，意味着从“此岸性”的“是”出发，对现实的批判则不再是来自彼岸的主体价值悬设，而是真实的实践本身的革命辩证法了。此时，马克思脑中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原则发生了重大的格式塔转换：先前从“人”的先验主体本质出发的那条异化史观的方法论和基本语境在总体上被自觉地扬弃了。由此，马克思搭建了一个新的方法论原则，即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实践。笔者以为，贯穿整个马克思思想过程始终的线索是对解放思想的逻辑前提的不断探索和寻求。

    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对自己以往的哲学信仰的全面整理，为自己人的解放思想找到了研究的“出发点”和“前提”。“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1]（P73），“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人[1]（P72）。因此，他们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P67）。

    这些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1]（P67）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P79）。我们注意到，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发生了从实践到生产的重大转换，这一转换说明了马克思对解放思想的唯心主义方法论的彻底超越。正是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和“第一个历史活动”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提醒我们说：“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

    [1]（P79）

”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把人类的实践活动（首先是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实践活动）确认为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前提。

    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里，对人的解放的论证和说明不再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样，表现为一种理论逻辑的推论和价值伦理的批判，而是一种现实的历史客观趋势反映。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P87）。现在，“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私有制的否定也不再是因为它是“非人”的，而受到某种伦理意义上来自价值论的批评，而是成为社会历史发展达到一定质点后的客观变革要求。这是马克思在一般理论逻辑上对共产主义的一个重大科学确证。

    在《哲学的贫困》中，随着批判对象的改变，马克思深刻地意识到，不认真弄清楚政治经济学，就不可能找到通向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正是这种原因促使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放弃了一般性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论层面，转而从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承载对象之间的关系即从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等具体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关系的内容，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实现了人的解放学说与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联盟。

    马克思通过批判蒲鲁东的庸俗价值论，看到了劳动价值论是科学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遭受压迫和奴役的唯一工具，是说明无产阶级解放学说的经济依据。他还描述了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由自发走向自觉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必然会把无产阶级从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为最后推翻整个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准备好条件。“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来说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

    [1]（P193）

”一旦这批人在斗争中联合起来，他们就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于是，“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这个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全面革命”[1]（P193—194）。

    马克思还提出了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变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要使得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所以“劳动阶级的解放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市民等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1]（P194）。也就是说，马克思从此便立足于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运用辩证法的观点描述经济关系，“描述这些关系如何存在和如何发展，并且严格地从经济学上来证明这些关系的发展同时就是社会革命各种因素的发展”[8]（P305）。

    因为《哲学的贫困》仅仅是马克思经济学上“脱胎换骨”的第一步，所以他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性的证明方面还无法完全深入到客观性的生产过程领域，去寻找出导致这种必然灭亡性的内在矛盾根源。相反，马克思此时还不得不依靠无产阶级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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