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他们不止一次地评论过的德国党的“资产阶级化”，以及他们对于官僚化问题的预见都证实了他们的清醒。尤为重要的是，考虑到后来社会民主党的进程，他们没有对把选举过程作为工人掌握政权的手段抱有任何幻想。同样的，他们都对帝国主义间的战争提出了警告——限于篇幅，本文不能探讨——缺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工人政党容易受到民族沙文主义的影响，这反过来将会削弱民主斗争，进而削弱社会主义斗争。24 　只要政权仍然在各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手中，民主的成果就将会是脆弱的——这一真知灼见对20世纪末和对当时都是有实际意义的。



  如果这一观点，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主飞跃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可信的，那么，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后人是怎样对待他们的遗产的？答案，或者说寻找一个答案的尝试，已经超越了本文之所及。能够说的是，民主实践的真正记录到20世纪20年代末时，已经在20世纪绝大多数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手中丧失了，伴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不言而喻的后果(Nimtz, 1993)。出于所有这些显见的原因，本文希望能够为那段历史的恢复做出贡献。



  在民主飞跃进程中工人阶级的作用继续产生着反响。南非正在的民主转型就是一个例子。然而，没能勾画出工人阶级在这一进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作用的分析将不足以为工人阶级运动以及其支持者预见易变且并非不可避免的结果提供武装。



  注释



  为本文提出了宝贵建议的人中，我特别感谢Ron Aminzade, Michaelle Browers, Sam Chambers,Jose Celso de Castro Alves, Andy Davison, Lisa Disch, Bud Duvall,James Farr,Joel Olson 和 Ido Oren.

  1 　然而他们认为“瑟尔伯恩有点夸大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作用”的批评却是有些无理由的。



  2　这里存在一个暗含的假设，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个持同一观点的政治团队。因此，我反对在哲学上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区分开来的观点，该观点最有力的代表人物是加弗（Garver, 1983）。我反对这一观点是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看重的实践领域里，该观点找不到任何根据。



  3 　忽略他们的实践活动或者引向对于他们观点的错误阐释，如哈贝马斯（Habermas, 1994）；或者导致无视他们对民主斗争的贡献，如拉克劳和墨菲（Laclau and Mouffe, 1995）。



  4 　恩格斯后来在1893年同样说道：“英国人……在工人组织方面是我们的老师，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以下简写为MECW），第27卷，第405页。



  5 　关于宪章派对中产阶级的失望，见汤普森（Thompson, 1971，第8至16页）。当然，“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用法必须被置于历史背景中加以研究。宪章派在将自己描述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或者是成员时，所采纳的用法在当时主要是指体力劳动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使用“工人阶级”时采纳同一用法，而通常使用“无产阶级”去指代（尽管并不完全限于）产业工人，该范畴即使在当时的英国也仍然只是工人阶级中的少数。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采用的“工人阶级”概念是指“农业以外的被雇佣的体力劳动者”（1992，第141页）。“中产阶级”对宪章派而言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是介于土地贵族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总体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中产阶级”一词时，对英国采纳的是和宪章派一样的用法，但对德意志则指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那些社会阶层。见德雷帕（Draper），1978，第33至-35页，第288至291页。



  6 　在他问答式的草稿中，恩格斯为回复“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过程将是怎样的？”这一问题写道：“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1847, 第350页) 德雷帕 (1984, 第175至177页) 令人信服地指出，和撰写草稿的恩格斯不同，马克思有意识地在这里和宣言的其他段落中含糊地使用了“民主”一词，主要是因为他对民主斗争在向社会主义的转型中所起的作用还不像他的战友那样清楚。然而不到一年，他就明显转向了恩格斯的观点。



  7　为了把他们的倾向同“民主社会主义者”区别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偶尔称他们自己为“民主共产主义者”。例如，见MECW, 第6、58页。



  8 　整个纲领被印成传单散发，甚至比《宣言》传播的更广。见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 a, 第7页, 第3至4页。



  9 　恩格斯在1847年与卡尔·海因岑的争论中首次阐明这一联盟。( 1847a, 2945) 大约一个月前，马克思提到了一个“真正的人民”的联盟：“无产阶级、小农和平民” (1847a, 233)。这样，在这一阶段上，马克思不同于恩格斯，没有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在人民联盟中。



  10　诺伊斯（Noyes, 1966）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在革命期间专注于工人运动，而斯帕波（Sperber, 1991）也认为他们在莱茵地区建立基础广泛的民主运动时没有给无产阶级以优先地位，从而同所谓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相抵触了。这两种指责都揭示了作者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人民联盟进行民主革命的战略的无知或是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确是对没有给予工人运动以足够重视进行了自我批评，随后将论及。



  11　事实上他在至少两个其它的场合逐字重复了这一点，包括三年后的《资本论》第一卷。(Marx, 1972, 第9页)



  12 　直接的催化因素是总委员会通过马克思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1871）对巴黎公社进行的坚定的支持——这一立场同英国工会分子所迎合的英国自由党当权派意见不合。有关在爱尔兰问题上自由党对工会领导人施压的讨论和意义，见哈里森（Harrison，1965，第141至142页）。



  13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由党－工联联盟的巩固的解释着重于工人运动中“工人贵族”的出现——他们早在1856年就指出了这一点——以及英帝国主义的海外收益使英国工人保守化的分羹效应。详见Engels, 1874，第613至615页。



  14 　哈里森（1965，第125页）反对马克思的主张但没有提出相反结论的证据。他也写到马克思忽视了1866年7月在伦敦举行的争取男性公民普选权的大型集会的意义。可正相反，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伦敦工人的游行示威，和我们1849年以来在英同看到的比起来规模非常巨大，这完全是由‘国际’一手组织的。……这里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默默无闻地工作，而不在公开场合出头露面，另一种是民主党人的做法，他们在公开场合大出风头，可是什么事情也不做。 (1866, 第289至290页)　这样，当科林斯和亚布拉姆斯基（Collins and Abramsky, 1965, 第64页）写下“然而，一旦被发动，同盟就自行其事了，并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的发展在任何方面受到‘国际’的影响”时，他们只是部分地正确——原因随后论及。

  15 　第二点继续说道：“但是，不言而喻，这项决议绝不应妨碍由男女工人混合组成的旧支部的存在和新支部的建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提出这一方案的基本依据在于一些国家中在产业部门中工作的妇女数量越来越多。他主要关注的是让这些妇女工人成为联盟的成员，如果单一性别的工会可以推动这一过程，那么就这样做好了。这一策略并不意味着在一些地方取消创立男女一体工会的努力。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早期阶段，马克思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对待这一问题，因为蒲鲁东主义派别，特别是其在法国的部分，“对妇女工作和妇女参与产业部门采取坚决的敌意”（Thomas, 1971，第411页）



  16 　虽然不是没有问题，乔尔(Joll,1966)在他有关国际建立前夕这些政党状况的第一章中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小结。



  17 　1880年他和马克思帮助起草了马克思认为的“法国第一个真正的工人运动”法国工人党的选举纲领。对此，党的领导人只是稍作了修改，纲领见马克思1880, 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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