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的问题。在俾斯麦当政的德国的特定环境中——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它地方的看法会使我们走得太散——他们毫不含糊地认为走议会路线的和平道路是行不通的。(Marx,1872, 第255页; 1878, 第248页)　同其他地方一样，在德国，选举是重要的，但并不是目的本身。恩格斯在1884年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该书被党的机关报在涉及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时摘录过——中得出结论说：“普选制是衡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恩格斯强调道，“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表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1884, 第272页)



  深知俾斯麦的审查制度，恩格斯的比喻不能像八年后在法国党从选举中获益时，对保尔·拉法格论述有关选举对革命进程的价值这个相同的观点时那样直接：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四十年来，只要善于使用，普选权在法国是多么好的武器！这要比号召革命缓慢而枯燥，但是要可靠十倍，而且更好的是，能最确切地指明哪一天应当号召武装革命。甚至可以十拿九稳地肯定，只要工人们合理地使用普选权，就能够迫使当权者破坏法制，就是说，使我们处于进行革命的最有利的地位。(1892a)

  因此，毫无疑问的是，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之下的选举仅仅是手段而已，他认为选举是决定何时诉诸武装斗争的最好的“标尺”。20这一观点以及选举运动所表明的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的程度永远是他用以判断德国党选举成果的框架。



  由于德国党在马克思逝世后取得了主要的选举成果，对德国党在立法领域内的纲领性事务进行指导的重任就落在了恩格斯的肩上——有关这个问题，这里是无法尽述的。恩格斯所有建议的中轴在于再次提出了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运动的必要性。



  尽管在建设德国党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投入和成果很多，但是他们冷静地对待这些成就。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党员群众，而不是其领导人。这种做法确定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而其在禁令之下并不是完全可能的。一旦1890年禁令解除后，恩格斯就坚持建立更广泛的民主机制，同时提出了反对官僚化倾向的警告。(Draper, 1985, 第263、273页)



  大约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前的半年，恩格斯写到倍倍尔“以充分的根据诉说党正在资产阶级化。这是一切极端党派刚刚成为“可能的”政党时的不幸。 (1894, 第344页)　倍倍尔悲叹的改良主义趋势早在1879年马克思恩格斯的《通告信》中就已经被诊断了，即恩格斯后来所说的“机会主义”。对倍倍尔的评论，恩格斯回应道：“如果我们的党不背叛自己，我们就不能在这方面逾越特定的界限……”（同上）同恩格斯的期望相反，唯有后来的事实会表明，“资产阶级化”的趋势事实上已经逾越了“特定的界限”。“议会病”已经恶化为“修正主义”之癌了



  尽管有着诸种缺点，未来也走入歧途——这里，基本上同样是从事后来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楷模，但不是因为其它国家的党仿效了它，而是因为它似乎展示了产业工人阶级为政治目标而组织起来的巨大潜力。”(Steenson, 1981,　第xi页)21　 就此而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





  第五部分： 结论  



  早在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得出结论，认为无产阶级将会是政治民主最坚定的斗士——这正是150年后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所确证的。到1848年时，他们已经认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包括小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联盟是“赢得民主之战”——也是社会主义变革的前提条件——的最有效的联盟。在他们参与1848至1849年德意志革命的过程中，他们懂得了必须发动一场斗争，从而把工人争取到民主革命这一边来。他们从革命中汲取的主要政治教训——除却资产阶级不再有为政治民主而斗争的意愿的结论之外——是联盟的有效性取决于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在这一结论上是独一无二的，更重要的是，不同于19世纪其他的人物，他们为实现这些结论而投入到积极的运动中去。



  第一国际是他们将观点付诸实践的手段。在马克思恩格斯耐心且持久的努力下，到国际工人协会终止时，领导人中的明确多数积极地信奉了他们的观点。伦敦和海牙会议的决议要么为群众性工人政党播下了种子，要么推动了已经启动的群众性工人政党的进程。进而，他们也为第二国际奠定了基础，正是第二国际直接为群众政党提供了养分。对于所有这一切，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他们在第一国际取得的成功为影响德国工人运动提供了优势，而这一成功反过来又为国际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德国党中同在国际中一样，他们耐心和持久的工作对于将独立工人阶级政纲变为现实是不可或缺的。档案清楚地表明，在这两个组织中的任何一个，这一结果都不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欧洲无产阶级从政治上自我组织起来的活动中发挥的主观能动作用既不是偶发的也不是无意的。在每一个阶段，他们都有意识的依照他们的理论观点行事以实现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纲，并作为他们实现“不断革命”长期战略的一个部分。没有他们的介入这一结果会不会出现——例如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会不会组建——可能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可以说的是，在国际工人协会和德国运动中，在面对企图折衷或是反对这一观点的颇具影响力的势力——从拉萨尔派和自由党－工联的拥护者们到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者——时，他们代表着维护工人阶级独立政纲的最坚定的声音。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任何机构会采纳这一见解。换言之，有意识的努力即主观能动性是必需的。



  他们的成功并不否认俾斯麦的不让步态度——或者德国现实的其它“特性”——是德国党成功的促动因素——因为这限制了那些愿意寻求机会主义选择的人的机动空间。它也并不否认在恩格斯逝世后最终腐蚀了党的议会病。第一种情况即德国状况的“独特性”，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充其量对于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实现加上了结构性限制。决不能说它是工人阶级独立政纲的决定性因素。就第二种情况而言，党同马克思主义的决裂正好发生在恩格斯逝世后，这证实了他们在世时的主观能动性是多么重要。同样不能忽视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党的未来方向存有合理的疑虑。



  在那时是否还有其他人对民主斗争做出了至少是同样大的贡献呢？如果有的话，当然在19世纪自由主义行列中是无法找到的。如同阿兰·卡汉正确指出的，对于那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而言，自由主义者“都……反对当下的普选和民主。”(1992, 第140页)　这也适用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清楚的了解他的这一方面，因而力保他对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受到限制。22　那么激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他们的贡献又如何呢？权威性的回答是仍待更详尽的分析，可以说的是，1848年事件中的可能的候选人没能在后来产生过任何有意义的影响力。没有人对工人运动的积极参与和影响力达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的程度。



  在工人运动中当然有其他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在国家层次上的，没有他们，全国性政党不可能建成。他们中的大多数，象德国的倍倍尔，法国的茹尔·盖得、劳拉·马克思·拉法格和她的丈夫保尔，以及英国的爱琳娜·马克思都把自己视为“马克思党”的一分子。这里的论点是，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的视角，这些政党的平地而起或是成功都是不可能的。结论性的回答需要其它国家党的领导人象李卜克内西在马克思葬礼上做出的关于马克思是“我们党的缔造者”那样的证词。



  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人政党开始组建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没有对他们抱有幻想。他们1879年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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