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假若丢掉这个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枝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也是首先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然后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针。可以说，矛盾分析法是毛泽东研究国情的最基本的方法。
    四、古今结合：研究、认识国情的时间要求
毛泽东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今天的社会乃是昨天的社会的发展，我们要深刻认识中国的今天，就“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2] (p. 801)。他一再强调，现实和历史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割不断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因此要认识国情，不但要了解现实，还要了解历史。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就是从分析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古代至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百年来的革命运动史入手，来分析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特点的。他对封建社会所作的全面、系统、科学的分析，对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国情，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又尖锐地批评那种不重视研究历史的态度，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不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不但要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去认识国情，毛泽东还强调从静态和动态的关系中去认识。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国情也是发展变化的，因此要从静态方面去把握国情相对稳定的一面，从动态方面去把握国情发展变化的一面。他对各个时期国情的分析，就非常重视其新特点。例如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政治形势出现了新的特点，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由此所引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根据这种新的形势和特点，我们的基本的策略任务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随着官僚资本主义日益成为人民的主要敌人的新变化，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明确提出，官僚资本主义已经成为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任务已经变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他也是根据当时国情的新特点，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
    五、中外联系：研究、认识国情的空间要求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国情与世界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到了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为密切，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1] (p. 161)因此，认识国情不能不重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毛泽东在分析国情时，就一直重视这个方面。在《论持久战》中，他就分析了国际方面的因素，认为除日本的盟友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分子中的某些成分外，其余都不利于中国妥协而利于中国抗战。特别是苏联的存在，鼓舞了中国的抗战。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则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从国际条件这一方面来说，也决定了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而是持久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而且是伟大的一部分。由此，也就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然后再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也一直是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把握国情的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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