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成与反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版，第110页。）。不得不承认20世纪后期社会主义遇到严重挫折，而挫折的一些重要原因不能不说与哈贝马斯所说的“法学传统”的缺乏有关。历史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反思的丰富材料。问题应该这样看，如果在大写字母的含义上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传统，那么哈贝马斯的看法未必中肯；如果在小写字母的含义上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法的理论传统，那么不能不承认哈贝马斯的看法实属无可厚非。而且还应该补充说，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展开马克思“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这一命题的努力，与马克思这一命题的本质内涵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大的偏离。在不少时候，理论被幼稚甚至野蛮地扭曲，陷于悲剧式的境地。  
正是在这种历史和理论的背景中，邓小平矢志于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起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矢志于展开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政治和法的学理领域，在中国实现“国家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他把马克思关于“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命题的展开提到了新的历史层面和新的理论境界，并在历史哲学的视野中对这一命题的展开与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政治价值追求的统一作了根本性的说明。  
2.政治解放、历史终结和人类解放  
2.1　当邓小平在社会主义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建设时，他面对着各种长期未能获得解决思路的问题任务：必须从头开始建设未曾由“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民主法制传统；必须另起“炉灶”，重建解放后“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或者虽有初建却又迅速被摧毁殆尽的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必须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而“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的问题；必须在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建设上探索新的政治思路，防止“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在社会主义国土上再度发生。  
当邓小平把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到议事日程的时候，西方舆论界称邓小平是“中国的托马斯·潘恩”。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罗斯·门罗当时称，“邓正在将中国纳入一种非共产主义的轨道。”（注：见美国《时代》周刊1979年第1期序言。转引自《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则认为，“邓小平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从各方面向法定—理性的合法性方向前进的努力是真诚的，而且在某些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注：见《中国的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毛泽东到继承政治》，M.F.夏普公司1984年版。转引同上，第688页。）泰韦斯这里是用韦伯的三种权威类型理论中的“法理权威”来说明邓小平的政治追求，而韦伯的“法理权威”其实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形式平等”的政治框架。当然也有视邓小平为一种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者，为现实功利而放弃意识形态原则。（注：此论并不少见，但在比较严肃的学者中要数霍布斯鲍姆。参见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9页。）  
对邓小平政治努力和理论努力的这些理解与看法，与20世纪晚期西方出现的一种思潮有关。这种思潮利用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挫折，论证资产阶级在政治革命——政治解放中获得充分论证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的普遍价值；通过苏联东欧政治剧变来证明“自由与民主的理论”的“无可匹敌”，以及“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乌托邦特性；并进而归结为政治解放的各项原则的永恒合理性，从这种永恒合理性中概括一个新的“历史终结论”，即如弗兰西斯·福山论文《历史的终结》扉页题辞所述：“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注：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第2、9、332页。）  
如果历史的演进过程真的已“走向完成”，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中形成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真的表述了终极理念，那么，对邓小平的改革探索和理论努力就只能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形式民主的框架来理解。这就等于抽去了邓小平全部改革努力的灵魂，抽去了中国全部改革事业的生命线。但是，历史进程并未就此“热寂”，政治解放远非人类解放，历史不会终结于形式平等的人类生活状态。  
2.2　把以形式平等为核心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宣布为永恒的真理，宣布为人类政治生活的终极性表述，并非弗兰西斯·福山的发明。在欧洲的早斯新教改革者那里、在近代自然法理论当中，以及整个启蒙时代，也包括19世纪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当中，形式平等原则从不同视角、在不同层次上获得论证，所有这些论证无不视这一原则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理念为人类政治生活中具有永恒价值的终极性表述。只是在20世纪晚期特殊世界背景下，福山宣布了一个“现实的”历史终结，因而显得特别惹眼。由于以扬弃政治解放为历史责任的政治实践的不成熟和各种挫折，使形式民主理念的意识形态反弹和向更广阔地带扩展，获得了反向的动力，其普遍价值和永恒价值似乎真的被证明了。哈贝马斯描述这种意识形态倾向时指出：“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对社会主义具有价值的每一种东西都已经在社会民主时代得到实践。”“官僚社会主义的革命性溃崩似乎表明现代性正在开拓边界——西方精神不仅作为一种技术文明，而且作为一种民主传统正在夺取东方。”（注：哈贝马斯：《东欧剧变与〈共产党宣言〉》。转引自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0页。）塞缪尔·亨廷顿面对前苏联东欧政治剧变，并由此向前推移到1974年苏亚雷斯在葡萄牙阻滞共产党执政趋势而获得执政地位，以及这段时间里由于经济保守主义而引发的政治动向，用“第三次民主长波”作了概括。他的概括是：“第三波的一个成就就是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获得了普遍性，并促进了民主在其他文明中的传播。如果第三波有一个未来，这个未来就在于民主在非西方社会的扩展。”（注：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页。）撒切尔夫人作为保守党国际头面人物，早就对这种“扩展”雄心勃勃，在1983年保守党国际大会上讲话时就说，“未来属于自由民主政体，这是历史的发展。”“我们必须争取用一切和平的手段在每一个可能的会议上把这些伟大的真理传播到全世界。”（注：参见《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辛灿主编，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176页。）后来发生的苏联东欧政治剧变，使这位保守党国际的头面人物得遂了“历史发展”和“真理传播”的心愿。而福山只是在历史哲学中宣布了一个“历史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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