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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具有天然正当性的社会心理氛围中，人们对于那些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当 下生活质量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改革，可以有不加深省的满意度；只有到了这些问题 的改革差不多进行完毕的时候，改革的满意度下降了，人们对于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有了认知之后，改革的定位问题才会凸显出来。改革就此有了一个分水岭：如果说前 此的改革是要满足人们的动物性需求的话，此后进行的改革就是要满足人们的政治 性需求。人们在吃饱喝足甚或只是有吃有喝之后，就会产生当然的社会政治要求。


  进行了 20 余年的中国改革，正在经历结构 转型。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认知：其一，改革的 长远布局问题日益显示其重要性。以往那种只是 限定于个别问题展开的当下性改革布局，已经被 公认为失去了引导改革的意义；其二，改革必须 从浅层的经济问题改革向纵深的社会政治体制 改革推进。人们大都意识到，社会政治体制问题 不解决，改革就难以进行下去；其三，改革已经从 利益获得型走向了利益重组型，我们习以为常的 那种“改革就是给我们好处”的思路，遭遇了改革 对于公民而言既是体现权利又是克尽义务的真 实现实。因此，改革的未来走向问题，日益显示出 它的重要性。其间，以兼容性作为审视改革的战 略定位问题的切入点，是一个可以指望确认改革 在未来是否能够健康发展的最佳视点。


  一、改革的两种定位


  说起来，虽然改革已经进行了20 余年，但是 改革的定位问题却未尝得到过认真的对待。这与 改革进行之初给人们带来不少好处以致于使得 改革具有了无须反思的正当性有关。在改革具有 天然正当性的社会心理氛围中，人们对于那些直 接关系到自己的当下生活质量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改革，可以有不加深省的满意度；只有到了这 些问题的改革差不多进行完毕的时候，改革的满意度下降了，人们对于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有了认 知之后，改革的定位问题才会凸显出来。改革就 此有了一个分水岭：如果说前此的改革是要满足 人们的动物性需求的话，此后进行的改革就是要 满足人们的政治性需求。人们在吃饱喝足甚或只 是有吃有喝之后，就会产生当然的社会政治要 求。这是由人乃社会性动物所注定的：个人自由 的达成远远比约束个体的状态令人兴奋，群体生 活规则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个体谋食的必要性，社 会正义的谋求远远重于对于特权的保护。上个世 纪 80年代后期出现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 骂娘”的情形，就是改革走到当下性与长远性、策 略性与战略性、局部性与全局性问题的临界点的 标志。无疑，当时提倡改革的政治家对于这种情 况的出现相当意外，以致于无法从容应对，导致 了难以克服的社会危机。


  自 80 年代晚期至今，改革的临界点问题不 时地敲打改革者的神经。这从改革设计者先是 试图走出长期支配改革思路的试探性格局，摸 索一条稳定、持续的支撑社会现代化的长期改 革思路——— 比如制订 90 年规划，后来进一步探讨社会政治制度改革问题、进行意识形态的 重建——— 比如提出 “三个代表”的进路上可以 看出来。在这个临界点上，我们终于可以讨论 改革的两种态势：浅层改革与深度改革。进一 步讨论与两种改革态势相对应的两种改革定 位：策略定位与战略定位。因为，如果我们不正 面应对此前改革的思路缺陷，已经无法再沿循 改革之路走下去了。 可以说，截止 90 年代末期的中国改革，是一 种浅层改革。因此，改革也只是一种策略化定 位。从前者看， 年代以前的改革之所以必然是 90 一种浅层的改革，是因为对于原来已经僵化的社 会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必须沿循从易到难的 进路展开。否则改革就会遭遇全面的抵抗。于是， 作为策略性改革思想的体现的“猫论”与“摸论”， 才具有发挥其改革的指导思想作用的空间。在这 种改革进路中，我们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然而不能不看到，这种改革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 头。以回避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以捍卫既有社 会结构为目标、对于既有社会要素进行组合的策 略性改革定位，已经不足以支持进一步的改革 了。国企问题、裁汰冗员问题、产权问题、贪污腐 败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权力运作体制问题，横亘 在改革道路上，无法回避，必须解决。


  转进到新世纪的改革，则必须是一种深层改 革。相应地，改革就必须进行战略定位。所谓深层 改革，就是直接解决社会政治制度安排与意识形 态转型这些难度大、涉及社会结构而不只是关乎 社会表层问题的改革。一方面，仅仅只是捍卫既有 社会政治结构，显然已经无法维持有效的改革，改 革就会处于停滞状态；要想继续改革，就得打破重 组社会要素的策略性改革的既定思路。另一方面， 横亘在改革面前的巨大难题，使得人们意识到，不 对社会政治问题进行改革，就会冒牺牲已有的改 革成果的危险。我们必须对于改革的长期布局、改 革的政治走向、改革的远期目标，加以重新的校 订。这就是改革的目前处境：一种注定的深度改革处境，改革从策略定位向战略定位的转移。


 


  二、兼容性问题的凸显


  深度的、战略的改革，并不只是一个改革的 胆量问题可以支撑得起来的。人们有时候会将 这种改革的滞后归咎于政治家的胆量大小。其 实这种归咎是浅薄的。对于浅层的社会改革来 讲，胆量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政治 家对于具体的社会问题，敢于下决心，就可以期 望解决这些问题。即使解决不了，还可以寻求其 他途径来加以补救，而不会导致社会所难以偿 付的代价。但是，深层的社会政治改革与意识形 态转型，就不同于浅层的、针对具体社会问题而 进行的改革了。这一改革的难度是显而易见 的。一方面这涉及到改革的全局筹划问题。因 此，改革会处于一个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紧张 情形之中。这就要求政治家既能够关照全局，又 能够步步推进；既能够理性设计，又能够付诸实 践。另一方面，则关系到改革的前途与命运问 题。如果说浅层改革是一种带给人们实惠的改 革因而可以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的话，深度改 革则是一种需要人们普遍地偿付代价的改革， 它极其容易滑入一种普遍反对的尴尬境地。倘 若深度的、战略的改革只有胆量而没有胆识，进 而只有胆识而没有周密的筹划，再而只有周密 的筹划而没有严谨的实践方案，都是不足以获 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度的。就此而言，这一改革首 先需要在改革的战略思路上加以合理定位。


  显然，深度改革的战略定位，不是先行僵化 地固定在某一既定立场上的改革定位。出于为某 种既定牌号的政治体制、既定牌号的意识形态、 既定牌号的社会文化体系辩护或伸张的目的，是 不足以筹划好这一改革的。它要求我们必须有极 其宽阔的胸怀、极其远大的视野、极具创意的胆 识、极富风险的胆量、极有智慧的部署。换言之， 为这一改革定位的政治家甚至政治家集团，必须 具有兼容一切有利于这一改革的因素于改革之中的巨大能力。于是，在深度改革的战略定位问 题烘托出的改革的战略思路问题上，兼容性问题 的意义就凸显而出。


  兼容性的意涵是浅显易懂的。从三重含义上 可以得到充分的认知。其一，兼容是与偏执相对 而言的。这是从兼容的特质上看的。兼容就必须 放弃偏执，就必须有一个海纳百川的胸襟。兼容 者不能将自己对于自己偏好的社会政治理念、社 会政治主张、社会政治制度，视为惟一正当的；他 必须对于其他相异而在的东西予以同等的尊重， 愿意虚心从那些偏离自己喜好的相异体系中吸 收营养。其二，兼容是与吸取各方优势等价的。这 是从兼容的方式上看的。兼容不是毫无原则的搅 和，也不是对于“存在”与“合理”的存在即合理这 样的轻易组合。兼容是为了获取和平共存的诸方 面的优势、促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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