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必然性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中,即中国共产党能够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要求,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在政权建设中,任何组织都无法替代中国共产党而成为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的领导地位是历史赋予的。


  ２．中国共产党在权力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尊重这一现实。当代中国权力结构的形成受到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一是政权建设是通过革命的方式进行的;二是中国共产党是政权建设的组织和领导力量。由于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当代中国的权力结构就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殊性:革命的方式决定了权力高度集中的特点,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决定了这个组织必然是权力集中的主体。１９７８年之前,权力结构表现为党、国家和社会的三位一体,社会消融于国家和党之中。在社会、国家和党的三位一体结构中,中国共产党主导着国家与社会这两个领域,党既是政治生活的核心,又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党对国家（政府）的领导同时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体制内领导,主要通过其党员直接掌握国家权力并在政府机构内建立党的组织来实现;二是体制外领导,主要通过党对政府主要干部所具有的组织人事权以及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集体决策制来实现。党对社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其党员以及庞大的组织网络来实现的,即通过社会各领域的单位和组织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把整个社会网络在党的周围。①１９７８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对政治体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就是要解决中央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也就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尽管这些改革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所拥有的政治优势是任何其他政治主体无法取代的。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优势,以往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处于权力结构的核心,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遵循政党推动的发展逻辑。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强化而不是弱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有序政治生活的强有力保障。既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始终处于核心的地位,它就必然是政治秩序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维持政治稳定主要通过三种渠道完成的。一是组织网络。中国共产党控制政治生活首先是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纵横交错的组织网络。在纵向上,它是一个由中央、地方与基层组成的金字塔型的组织体系,权力集中在中央。地方与基层党组织是中央组织的纵向延伸,它们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横向上,中央、地方与基层组织都设有相应的辅助机构,由这些机构来履行党组织的日常功能。二是制度。就制度而言,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根本制度,第二个层次是基本制度,第三个层次是具体工作制度。②根本制度指的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所有制度中最核心、最根本的要素,是其它制度赖以成立的原则和基础。基本制度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选举制度、党的干部制度和党内生活制度,这些制度是规范机构运作和党员行为的法定程序和规则。具体制度包括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等,它是维持各级组织日常工作的规程,是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的具体化。这些制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们能够维持党内政治生活的秩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制度特别是根本制度已经成为其他政治组织赖以运作的核心制度,从而维持了党外政治生活的秩序。三是文化。文化的功能在于通过说服、教育和灌输的形式使社会成员认同现有的政治规范和政治价值,在政治行为上趋于一致。中国共产党利用掌握的政治资源的优势能够成功地实现政治文化的社会化过程。政治文化的一致性对于有序的政治生活更具根本的意义。


  ４．当代中国的政治特性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走政党推动的模式。当代中国政治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以动员的方式实现政治整合,进而实现有效的政治治理。这种特性表现在政权确立和巩固的全过程中。政党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专门的动员组织,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完成政治动员主要依靠三个因素:一是动员的理论基础,即意识形态,二是动员形式,三是动员的载体。本文以动员的理论基础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当代中国政治动员的理论基础由三个核心的价值组成,即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民族主义是这个基础的最外层结构,中间层是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是其内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动员的理论基础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形态。在政治制度确立之前以及冷战时期,民族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政治动员的核心价值,通过民族主义的张扬,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将民间的社会力量整合到自己的一边,争取到全社会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与认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在２０～３０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的价值诉求在形式上是第一位的,某种程度上,共产主义的价值普及是通过民族主义实现的。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政权建立和巩固的艰巨任务,政治动员依然是其实现这一任务的重要形式。这一时期政治动员将共产主义视为首要的价值形态和基础,其次的价值形态是阶级斗争理论。阶级斗争理论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政治哲学,它通常表明,在无产阶级之外存在着一个对立的阶级,这个阶级的政治目的就是破坏全体人民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因此,无产阶级与敌对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在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大规模的政治动员都以体现阶级斗争为内容的象征符号来鼓动群众,这些象征符号通常是一些简单化的政治口号。１９７８年之后,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政治动员的价值基础也随之发生转移,集体主义是其核心的价值形态。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政治规范与道德准则,是支撑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具体价值,是共产主义价值形态的具体化。这一时期,集体主义之所以上升为政治动员的首要价值形态,是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密切相关的,以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关系为中心的现代化需要社会提供强大的支持力量来参与经济生活。这种活动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它体现了尊重个人权利与服从全局利益的价值,而集体主义正是能够将这种价值的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价值形态。我们阐述不同时期政治动员的价值基础并不意味着这三个层次的价值形态之间相互排斥,而是价值基础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态有所侧重而已。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性质以及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注定了政治动员仍然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特征,政治动员的不可或缺性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三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建立、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要在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前提下进行民主化改革。在这个目标的引导之下,中国共产党要实施通过有效的政党推动来顺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系统内与系统外两个方面的问题。具体地讲,就是进行党内民主的建设,优化权力结构,前者属于系统内改革,后者则是系统外改革。


  党内民主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了,早在４０多年前,毛泽东就提出了发展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六有”的目标构想,在以后的各个历史阶段,党内民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不过,尽管党内民主的制度化程度有了较大地提高,但是这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还有较大差距。当下深化对党内民主的改革,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通过民主化建设可以进一步提高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地位;二是党内民主化建设的成功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前提和关键。党内民主改革的第一点就是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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