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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政府管理模式转型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创新活动，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革命风格。为了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受人民群众欢迎 的效能型政府，我们有必要从政府层面上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


  　　 一、政府活动必须体现国家本质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原理是政府本质对国家本质的从属性和一致性。


  　　政府与国家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的社会范畴。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国 家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立统一体，是阶级统治、阶级控制和阶级压迫的工具。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必须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上升为约束整个 社会的法律制度。而履行国家意志的主要机构就是政府。政府是与国家同时产生，执行 国家意志，行使国家权力的政治主体。所以，政府的一切活动必然体现国家的本质。


  　　在早期革命活动中，马克思剖析了普鲁士政府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认识到政府 与国家在本质上的一致性，他深刻地指出，普鲁士国家是剥削阶级的奴仆和工具，从它 的议会到它的行政机关，“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占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 木占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1]；普鲁士专制政府的行政 机关并不像黑格尔所说的是什么“市民社会本身赖以捍卫自己固有的普遍利益的代表， 而是国家用以管理自己、反对市民社会的全权代表”[2]。当时一些激进的政治活动家 在探讨导致社会贫困问题的根源时，“不是在国家的实质中去寻找祸害的根源，而是在 现存的某种国家形式中去寻找”，把“行政措施看作改正国家缺点的手段”。马克思认 为，他们永远也不能解决“国家和社会结构”本身所存在的深刻矛盾。要消除社会结构 中的阶级对立，“国家就必须消灭自己，因为国家本身就是以这个矛盾为基础的”。正 是由于认识到政府与国家本质的一致性，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过 程中，很自然地把国家问题与政府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指出“行政是国家的组织活动” [3]。揭示了国家的本质就揭破了“国家的哑谜”，而揭破了“国家的哑谜”同时也就 揭破了“政府的哑谜”。


  　　马克思早期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为他后来创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奠定了理论基 础。1852年，马克思在总结工人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在当时 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哪怕只是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都是 不可能的。因此，工人阶级进行革命的战斗口号应当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 政!”[4]后来，马克思在谈到未来社会的国家形态时，特别强调国家的阶级本质问题， 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 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 命专政。”[5]列宁称这一论断是马克思总结他全部学说的“著名论断”[6]，并指出“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精髓，“无产阶级专政”反映的是不同于资产 阶级国家的新型国家形态，其实质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 下，无产阶级才能够将自己真正提升为社会的统治阶级，使国家成为无产阶级实现本阶 级利益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创立，解决了当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极为 重要的问题，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问题，为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 政的国家政权指明了方向。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整体上消灭了剥削阶级，消灭了以阶级对 立为特征的阶级关系。所以，目前我国社会已经不是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我国以 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仅代表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 利益，而且代表包括所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 爱国者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的和根本的利益。从本质上说，作为国家领导阶级 的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 求。现代中国工人阶级与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的和根本利益，上升为国家意志，反 映了国家本质。与这一国家本质相适应，社会主义政府的一切活动也必须体现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一切违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 利益的政府行为都是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本质相抵触的。政府的一切活动必须体现国 家本质，从属于国家本质，这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依然是今天进行政府管 理模式转型的指导方针。


  　　 二、政府组织形式必须反映国家本质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另一个重要原理是主张政府组织形式必须反映国家本质，服务 于国家本质。


  　　国家本质决定着政府组织形式，而政府组织形式也反作用于国家本质。政府组织形式 对国家本质的反作用大体有三个方面：一种是积极地服务于国家本质，促进国家本质的 实现；一种是消极地适应国家本质，维持国家本质；另一种是背离国家本质，妨碍国家 本质的实现。


  　　英国“光荣革命”以后建立在“议会至上”原则基础上的分权的政府组织形式，在一 定程度上背离了封建贵族专制的国家本质，通过阶级妥协的方式逐步地把国家政权过渡 到新兴资产阶级的手中，加速了封建制度的灭亡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英国这种代议 制政府组织形式被西欧北美其它国家借鉴，发展为“三权分立”的政府组织形式。这种 政府组织形式对封建主义的旧的国家本质起到了破坏作用，而对新生的资本主义的国家 本质起到了促进作用。按照洛克等思想家提出的“议会至上”原则，“三权分立”的各 个国家权力并不是平行的。在立法、行政和司法诸权力中，议会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政府的一切活动必须被置于议会的控制之下。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巩固，资本 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不断激化，行政权与立 法权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要 求它必须保持一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为了巩固他们的阶级地位，“一方面要 根本破坏一切议会权力、包括它自己的议会权力的存在条件，另一方面则使得与它相敌 对的行政权力成为不可克制的权力。”[7]资产阶级专政把议会纯粹当成嘲弄的对象， 使议会逐渐丧失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变成了“清谈馆”，而行政权力则日益游离于议会 的控制，成为国家权力体系中的独立力量。资本主义制度越是发展，行政权力的容量、 属性和帮手的数目越是扩大，行政权力越是完备，越是得到强化。那些在议会中夺得执 政地位的政党，都把行政权力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战利品，对行政权力按在议会斗争 中出力大小进行瓜分。这种“政党分赃”制盛行于19世纪的欧美各国，表现出资产阶级 政府服务于资产阶级国家本质的根本属性。


  　　在批判资产阶级代议制政府丑恶本质的过程中，马克思产生了关于未来新社会的政府 将以“议行合一”为组织原则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当一个国家尚未组织就绪的时候， 实行分权，就意味着混乱，“分权局面，必然要导致冲突”，所以“在革命之后，任何 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对国家来说，“有决定意义 的不是这种或那种原则，而是ALUT PUBLIC，社会安全”[8]。应当使国民议会作为人民 主权的体现者亲自执掌行政权，把“全国的一切国家权力统一于自身”[9]。这时，革 命秩序的重要性使分权原则暂时被废除了，“立法机关暂时攫取了行政权或者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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