攫取了立法权。”[10]在这里“议行合一”代表着秩序与效能，它是在当时条件下实 现无产阶级国家本质的最好政府组织形式。


  　　使马克思的“议行合一”思想得到升华的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巴黎公社深受启 蒙思想家卢梭的影响，以“议行合一”为建立政府的组织原则。马克思认真总结了巴黎 公社的历史经验，指出巴黎公社实际上是1848年以来法国工人阶级长期憧憬的社会共和 国的一定形式。这个政治形式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府的显著特点就是“议行合一”。为着 实现国家的阶级本质，资产阶级国家中的议会和政府两大机构互相补充，议会形式只是 行政权用以骗人的附属物而已。巴黎公社并没有将这样的国家机构现成地接受过来，而 是打碎了它，并组成自己的政府代替了它。公社建立了立法和行政统一的公社委员会。 公社委员会“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 ”[11]。这种“议行合一”和直接民主制相结合的政府组织形式，减少了立法与执行之 间在程序环节上的繁文褥节，提高了工人政府的工作效率。但是，由于缺乏执政的经验 ，巴黎公社过于强调直接民主制的原则，把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对立起来，使公社始终 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缺少相应的集中决策，致使公社在大敌当前的危机关头，贻 误了战机，给了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这是巴黎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恩格斯反复提到巴黎公社的这一沉痛教训，指出：不仅“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 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一方 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所必 须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12]。马克 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民主集中制的政府组织原则。可见，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并不是对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议行合一”原则的简单复制，而是 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创造出具有全新阶级内容的指导社会主义国 家政体建设的科学原则。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府组织形式基本上依然实行“议行合一”的原则， 但它不是对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和“直接民主制”的简单复制，而是建立在民主集 中制基础上的“议行合一”原则。解放初期，我国曾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府管理模式 。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有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负责制定并解释国家法律，颁布 法令，有立法权，除领导政务院外，还领导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 人民检察署，“议行合一”的特点比较明显。1954年以来，我国颁布了四部宪法，适应 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发展的要求，巩固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形式，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 权，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 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从国务 院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从最高法院到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到地方各 级人民检察院都要分别向全国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以上这种隶属关系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原则，把不同的国家职能由不同的国家机关 分别掌握，实行立法机关与行政司法审判机关的合理分工，这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从中国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所提出的“议行合一”政府组织形式的大胆创 新。这样的政府组织形式对巩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本 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必须防止政府活动脱离国家本质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又一个重要原理就是在国家政治活动中，必须警惕和防范政府 活动脱离国家本质的趋向。


  　　与国家本质的一致性要求政府的一切活动必须反映并且服务于国家本质。但这种一致 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由于任何行政组织都具有自身特殊而独立的利益，都有凌驾 于社会之上的优益权。所以，如果不加以监督和防范，政府活动很容易偏离国家本质， 甚至会妨碍或破坏国家本质的实现。


  　　在与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新兴资产阶级曾经总结了封建专制制度下权力 现象的规律，按照“议会至上”、“分权制衡”和“人民主权”等原则建立了“三权分 立”的政府结构，用以监督和防止政府对国家本质的偏离。提出“议会至上”原则的英 国政治思想家洛克本身对赋予立法权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所警惕。他认为，立法权毕竟 是人民的自然权利的一种转让，在权力转让的过程中，让渡的权力有可能转变成为损害 或侵犯人民利益的权力。为了防止立法权被滥用或者变质，人民必须保留革命的权力。 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仍然享有最高权力来罢免或更换立法 机关。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基于人性恶的理论前提，认为从事政治的人都有无限扩 大权力的欲望，“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 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边界的地方才休止。”防止权力腐化的根本措施在于为政治 品德设立界限，“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3]。法国的另一个 政治思想家卢梭反对洛克和孟德斯鸠的主权分立说，设计出“议行合一”的政体形式， 认为人民是唯一的最高的主权者，只要主权者高兴，他就可以限制、改变和收回委托给 政府的权力。“行政官的人数越多，则政府越弱。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准则。”[14] 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必须限制政府的力量与规模的大小，防止行政权力的恶性膨胀。因 此，公共力量应当永远准备着为人民而牺牲政府，但不能为政府而牺牲人民。人民是限 制政府权力的主要力量。人民的数量越多则限制政府的力量越大，国家越大政府就应该 越紧缩，用人民主权来限制和防范政府的腐败变质。


  　　启蒙思想家关于防止权力腐败变质的方案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们都没能从根 本上解决资产阶级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对立。马克思认为，防止权力腐败的根本出路 在于“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15]，建立劳动人民掌权的人民民主国家。在人民民 主国家中，规定国家本质的是人民本身，国家的自由实际上是人民的自由，国家的事情 被“确定为人民自己的事情。”[16]巴黎公社为了保证“人民主权”原则的真正实现， 采取了一系列防止集立法和行政大权于一身的公社委员变社会公仆为社会主人的革命措 施。这些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是：


  　　第一，实行人民民主原则，集中体现无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和其他各革命阶级的利 益和要求，消除现存制度中一切与人民主权相抵触的东西，保证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 始终是人民，保护人民主权不受任何侵犯。第二，把“旧政权的合理职能从僭越和凌驾 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勤务员”，“把靠社会供养又阻碍 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夺取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肌体”，由社会即 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17]。第三，有效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保证政府 的工人阶级性质，废除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防止人们通过公职追求升官发财的机会 ，“把所有的公职——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 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私有”。第四，破除“对国家以及一切与国家有关的事物的盲目 崇拜”，尤其是破除“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 今为止那样，必须由国家和国家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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