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wittde Alcantara）女士所说，在这一点上，善治的概念就极为有用。因为它使国际金融机构能从经济主义中挣脱出来，去重新思考与经济重组相关的关键性政治和社会问题。此外，这样做也毋需触动受援国敏感的国内政治与行政问题。借用“善治”而不用敏感的“国家改革”或“社会政治变革”等词眼使得世界银行等组织有可能处理棘手的受援国国内政治问题，而又避免使人觉得它们超越了其职责和权限而干预了主权国家的国内政治事务。


  其实，善治的理论与实践在90年代的勃兴还有其更深刻的原因。


  首先，善治比传统的善政的适用范围更大。善政的范围与政府的范围是一致的，而在现代社会中，许多领域是政府行为所不能干预的，小到公司、社区、俱乐部、职业社团等民间组织，大到国际社会。而善治则不受政府范围的限制，公司需要善治，社区需要善治，地区需要善治，国家需要善治，国际社会也需要善治。


  其次，全球化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主要特征，事实上许多人已经把我们这个时代称之为“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跨国组织和超国组织（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s）的影响日益增大， 民族国家的主权及其政府的权力日益削弱。随着民族国家传统的政府权威的削弱，善治的作用则日益增大。因为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在全球化时代同样需要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但这是一种新的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它不可能由传统的国家政府来创立，只能通过善治来实现。


  最后，善治是民主化进程的必要后果。民主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特征，也是人类社会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民主化的基本意义之一，是政治权力日益从政治国家返还公民社会。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国家职能的缩小，并不意味着社会公共权威的消失，只是这种公共权威日益建立在政府与公民相互合作的基础之上。所以，作为公民与政府最佳合作形式的善治势必将日益取代善政，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想政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