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的后,所关心的重点当然是“技术的经验”而不可能是“信仰的接受”了。
从另一方面来看,主题的转变反映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上的转变。我们知道,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也被称为理性主义时代,那个时代的人们反对君权神授,申张理性的权威,倡导个人的天赋人权。相应地,启蒙时期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也表现出完整的理性主义精神。启蒙时期公共权力合法性理论的基础是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理论。我们知道,无论是自然法学抑或社会契约理论,都是一种假说,这些假说之所以能在当时流行是因为它符合了生活在“理性时代”的人们所接受的真理的标准。人们当时深信运用理性推理所建立起来的假说比起“君权神授”的信仰教条要高出千万倍。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理性的推理,人们更需要的是经验的证明,人们更加注重的是由事实和经验来说明问题而不是通过抽象的推理,更加注重公共权力的目的和效用而非公共权力的基础或来源,“世俗化代表性地意昧着以习惯和超凡魅力为基础的合法性标准的削弱,而政府实际作为的重要性日益成为合法性的基础”。[12](P57-58)功利主义者密尔正是适应了这种时代的需要,它强调从政治领域以外的经验世界去寻找政治原则的基础与政治价值的依据,它的实质就是“把经验论与价值论结合起来,由经验的内容来规定价值标准”,[13]这种从经验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政治理论很快就对公共权力的合理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说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密尔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完成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转变。
作为一个转型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密尔的政治哲学代表了一种与前所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即人们更加关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利益关系,更多地注重了经验分析。当然,密尔的政治哲学非常复杂,其政治哲学既包含有近代自由主义的内容,又蕴育着现代自由主义的精神。一方面,密尔的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始终高扬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一贯重视个人自由和平等的民主精神;另一方面,现代政治哲学又从密尔的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他的为全体劳动人民谋求高工资的完全就业口号成为20世纪福利国家思想的重要渊源;他的限制国家干预的思想则被当代保守主义者所继承;作为民主理论家,他的精英指导国家政治的思想对后来的精英民主论者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基于这些特征,许多现代政治思想家都把密尔视为自己的思想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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